實施“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試點三十年
翼城“二孩實驗”
人民日報記者 周亞軍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這也意味著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的“二孩實驗”自行終結。
在境外媒體報道中，翼城縣是距離北京800多公里的“秘密人口試驗地”;在國內，它是“偶然情況下”啟動農村二孩生育實驗的特區。30年來，作為“生育特區”，翼城如大棋局里的一粒孤子，又似國家人口政策的一片苗圃。
翼城“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試點的倡導者、人口學者梁中堂認為，影響人口發展的，不只是經濟發展規律、人口規律，還有科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及社會心理等，有些人口現象雖然是現實發生的，但其后果卻將潛伏幾十年才顯露出來。”
今天的生育狀況，就是明天的人口構成。透視“翼城實驗”，將會看到一個什么樣的全面二孩時代?
鑒往知來。走進翼城，正好可以一窺未來中國農村地區人口生育狀況，諸如，生育率是升是降?二孩生育意愿高不高?受哪些因素影響?性別比會不會失調?駙馬村”又是怎么回事?老齡化浪潮下的鄉村養老何去何從?全面二孩政策，又將給這個縣的城區和鄉村帶來什么?
翼城，以其30年的“多做少說”，乃至“只做不說”，默默交出一份“二孩實驗報告”。
開卷有益。
偶然而始又悄然而終的“生育特區”
夏夜的翼城，雷聲有如重鼓，閃電劃破夜空，暴雨頃刻而至。憑窗望去，夜空煙雨朦朧，萬家燈火闌珊。初次聽到翼城農村31年前就放開二孩生育小口子的“傳說”，如聞驚雷——這里曾是“不宣傳、不推廣、不取消”的“生育特區”。
“國家出臺單獨二孩政策前，中央有關部門曾通過省里向翼城要‘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試點總結。”翼城縣原計生局副局長李克聰認為，這是“翼城實驗”在國家生育政策調整中發揮參考作用的依據。
但“翼城實驗”的“始作俑者”梁中堂，并不認為該試點對全國生育政策調整發揮了多大作用，只是說：“翼城試點在偶然情況下做成，不可復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總人口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億，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億，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國家從70年代開始在城鄉推行計劃生育。1980年，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
當時翼城縣轟轟烈烈開展起計劃生育工作，然而遭遇了群眾接受難、工作阻力大、干群關系緊張的困局。但很快迎來了轉機。
1984年春節，時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省計生委顧問的梁中堂向中央領導呈送研究報告，建議用“晚婚晚育加間隔”的生育政策取代“一胎化”政策，即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基礎上，農村男女青年比國家法定結婚年齡推遲3年結婚生育者，可以在婦女30歲左右時生育第二胎。
梁中堂說，此辦法的核心，一是晚育，主要指婦女24周歲時初育;二是間隔，視第一個孩子生育遲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間隔有所不同，主要是要求婦女30歲左右生育第二個孩子;三是杜絕和減少多孩生育。
吸收梁中堂的觀點，經原國家計生委同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準，1985年7月起，翼城縣農村開展“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試點工作。
翼城是典型的農業縣，山區、平川、丘陵大體各占1/3，人口底子清晰，符合梁中堂期望的“兩晚一間隔”生育政策試點縣條件。
他在給翼城鄉村干部部署工作時說：“目前我國10億多人口中，近7億屬于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換句話說，30歲以下的就占70%。年輕人多，生育力強，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出生的孩子更多，吃飯、上學等問題就更大。像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一個時期人口增長太快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減少得太厲害，也不見得是好事情。為了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也不必只許人們生一個孩子。”
梁中堂認為，“兩晚一間隔”比“一胎化”政策少生孩子。間隔生育可以把人口生育高峰拉開，既調節生育，也防止以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許多社會問題。
試點伊始，翼城不少干部擔心人口失控。而此后的翼城實踐，則有力支撐了梁中堂的判斷。1985年開展試點時，翼城做了人口長期規劃，測算2000年的人口總量為300331人，而2000年的實際人口是302816人，相差無幾;翼城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比例，1985年為1%，2000年則降為0.87%。
人口增長率明顯降低——2000至2010年，全國、山西省、臨汾市的人口增長率分別為5.84%、9.98%、9.26%，而翼城縣為2.1%，明顯低于全國、全省、全市水平。
人口老齡化進程至少延緩5年——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翼城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7.59%：而在2005年，全國這一占比已經達到7.7%，2010年更是上升到8.87%。
出生人口性別比大體保持正常——試點前幾年，人們對性別的偏好還比較強烈，1985年至1989年，全縣出生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偏高，最高的1987年達到117.7。1990年后，出生人口性別比回歸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圍。此后25年間，翼城除個別年份高出正常范圍外，總體上都比較正常。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翼城縣0歲性別比為106.，而山西省為112.8，臨汾市為114.3;翼城縣1至4歲年齡組性別比為102.7，而全省為110.4，全市為110.7;翼城縣5至9歲年齡組性別比為101.5，而全省為108.2，全市為106.2。縣衛計局長菅俊軍說，這說明翼城縣育齡群眾生育觀念發生了深刻轉變，“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意味著我國進入了人人都能生兩孩的新時代，對翼城縣來說，則意味著開展了30年的“兩晚一間隔”試點工作自行終結。
但其影響并未戛然而止。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緊，80后在觀望，90后還沒認真想”
“一個孕婦三個陪”。一大早，翼城縣人民醫院婦產科門口，就已擠得水泄不通。
“全面放開二孩后，上40歲的人就著急了，有一線希望的都想來試試，抓住尾巴再生一個。不少人每月都來檢查，看不孕癥的人明顯增多。”婦產科門診主任王慧快人快語。
據縣醫院婦產科門診統計，今年前5個月，縣醫院行取環術104例，比去年同期的56例增加近一倍。
38歲的張彩云是城鎮戶口，孩子已經9歲，看國家放開二孩，想要再生一個，可才懷上倆月，胚胎就停止發育。
“前幾天還聽得見胎心，怎么可能就停止發育了?”她拿著彩超檢查報告單一動不動，勉強抬起頭，詢問護士時聲音都有些跑調。一旁陪著的婆婆瞬間臉色大變，慌里慌張走出門，給兒子打電話，要他立馬趕到醫院。
王慧說：“70后懷二胎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是來自身體，男方抽煙、喝酒都會影響生育，而女方如果不及時服用葉酸，不調理身體，嬰兒很容易先天不足。另外，男女雙方心理上也要多調節，越是著急越不容易懷上。”
“對于80后、90后來說，生二孩是懷得起，但生不起、養不起，即使在農村，好多年輕一代也不生二孩了。”婦產科主任王愛琴說，“一般都是過了35歲，發現家里有老人病了，一看將來沒有跑腿的，才又來生一個。這事兒，70后、80后要看得長遠些，90后還沒有經歷生老病死，人生閱歷還沒到，看不到那么遠。”
婦產科一側，澆底鄉油莊村郭永紅兩口子神色緊張，再也沒有初次做父母的喜悅。郭永紅今年27歲，頭胎生的男孩已4歲，“這一胎本想要個女孩，誰知道又是個男孩。”
“生一個太孤單，我家老大就不愛說話，生倆吧，開銷實在太大。”郭永紅的丈夫在汽修廠工作，一個月工資3000多元，“算算孩子上幼兒園學費、家里的各種開支，一個月最少也要2000元，根本攢不下錢。”
“還想生女兒嗎?”
“國家讓生，也養活不起!”兩口子搖頭擺手。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緊，80后在觀望，90后還沒認真想。現在生活壓力大，教育成本高，人們又都想維持一個較高的生活水平，不少人等到35歲以上才具備生二孩的經濟實力。”王慧說。
“我是不管男孩女孩都要倆，生一個太少。”在縣醫院婦產科，王莊鄉上石村49歲的陳忠萍陪著90后的女兒孫晨曦做產檢，很有當家的“派頭”。女婿陳浩在一旁遞水拎包，小心伺候著妻子。
孫晨曦說話綿軟，“肚子里的孩子9個半月了，馬上要生，至于二孩，得過兩年看看經濟條件是否允許。”
陳忠萍也是底氣不足：“現在彩禮太多了，一般的要12.萬元，也有要14萬元的，又都想在縣城里買房，講究有房有車，教育上也費錢。要是生兩個男孩，真吃不消。”
說話間，外面鞭炮聲響，不少人出去看熱鬧。只見七八個婦女前后簇擁，有人引導，有人攙扶。走在最中間的是抱嬰兒的，步子很快，手里攥著把桃枝。緊跟著的產婦，戴一大口罩，身子有些輕飄，胸前舉一支香。一行人面露喜色，匆匆走出醫院。
記者趕上去問，得知生的是個女孩，來醫院的都是親戚，回村還會有更多人迎接。
“在翼城農村，重男輕女的觀念淡了，在生二孩上也大有‘反轉’的意思。老大是男孩，生二胎的就會有顧慮，怕再生一個男孩。如果老大是女孩，生二胎顧慮就少，大家都想要一個兒女雙全。”李克聰說。
他分析說，以前農村要干體力活，收割麥子、挑水、種莊稼，肯定是生男孩好。現在收割用機器，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有些職業，女的還比男的干得好。“以前說養兒防老，但男孩成親要買房、買車、準備彩禮，女孩不用，而且女孩養老更貼心。”
在翼城縣衛計局幫助下，記者分別選取山區、平川、丘陵有代表性的3個村子，對70后、80后、90后等不同年齡段育齡婦女的一孩、二孩、多孩生育狀況搞了微調查。
里砦鎮吉比村地處平川，70后育齡婦女117人，生一孩26個、二孩90個，多孩1個(雙胞胎);80后育齡婦女86人，生一孩41個、二孩38個，多孩2個(雙胞胎)，已婚未生育5人;90后育齡婦女47人，生一孩36個、二孩1個，已婚未生育10人。
中衛鄉甘泉村是山區村的代表，70后育齡婦女75人，生一孩30個、二孩45個;80后育齡婦女72人，生一孩34個、二孩35個，已婚未生育3人;90后育齡婦女19人，生一孩11個，已婚未生育8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村子，不管是70后還是80后、90后，截至2016年6月底，都沒有人主動生育多孩。
王莊鄉鄢里村地處丘陵，70后育齡婦女104人，生一孩32個、二孩69個、多孩3個;80后育齡婦女100人，生一孩53個、二孩45個，已婚未生育2人;90后育齡婦女19人，生一孩14個、二孩1個，已婚未生育4人。
從這3個村子來看，與70后相比，80后二孩生育數呈減少趨勢。同時，80后、90后已婚未生育人數明顯增多，多孩生育趨零，晚育已從多年提倡漸變為現實。
“生或不生”的選擇題背后
麥子熟了，紅色的聯合收割機在金燦燦的莊稼地里格外扎眼。王莊鄉北丁村的李繼宗咧著嘴，目光懶懶地跟著收割機掃過那片金色，半個多鐘頭，5畝麥田理出個“板寸”。老李留下千余斤口糧，隨收隨賣了4000元。
糧食拉到家以后，眼瞅著日頭還不毒，李繼宗就近挑了一塊平整的水泥路面，揚起麥子。一時間，麥粒兒雨點般飛起又落下，碎葉子、草梗子隨風飄遠。
15年了，女兒生“老二”的問題始終是雙女戶李繼宗難以平息的心火，即便孫女已經讀初二，他仍然期待能抱個孫子。
但在這件事上，女兒和上門姑爺態度堅決：“家里這條件，生多了養不了。”去年，女兒李靜不僅話不改口，還堅決領了獨生子女證。
老李初中文化，在他的觀念里，人生四件大事：生老病死。生，伴隨著老，躲不開病，繞不開死，只有子孫繁茂，生活才有保障。
“再生一個，你這房子怕沒了吧?”多年“冷戰”，李靜懂得“要害”在哪兒。
老李悶聲不響了。
翼城是唐堯故地、晉國源頭，農耕文化悠久，修房子是莊戶人家不亞于生娃的頭等大事。“窮修門臉富修灶”，家家戶戶四五米高、三四米寬的入戶大門，農用車、小汽車可輕松出入。
李靜生女兒的時候，老李家還是快塌掉的土坯房，如今老李兩口子，女兒和上門姑爺各有一間大磚房。走進屋里，各種家具家電俱全，擺設不輸城里。
“蓋房子全是自己上手，裝修也是自己設計，不然得多花10多萬，一家子一年才掙三五萬元。”李繼宗年輕時走南闖北練就了好手藝，但也傷了身子，“一過60歲，老兩口一年吃藥花費5000多元。現在女娃比男娃金貴，孫女上縣里最好的私立學校，閨女在縣城租房子陪讀，一年花錢如流水，等到上大學，沒個十萬八萬怕打不住。”
梁中堂說，人口政策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作用。“經濟規律、人口規律，還有科學技術，文化、風俗習慣、宗教及社會心理等，都會影響人口過程。”
記者采訪發現，收入不穩定是當前影響翼城農村二孩生育的首要因素。人們擔心生育孩子會降低生活水平，所以選擇晚生、少生甚至不生。其次，照顧老人、小孩的時間精力是否充裕，也是影響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
在中衛鄉澮史村，全村800多戶，獨生子女戶就有162戶。其中，80后有51戶，獨生子34戶，獨生女17戶。
35歲的鞠江娜家有獨女。記者問她為啥不再生一個，鞠江娜嘟囔說：“生孩子這事，一個人說了不算，屋里那個不讓生。”
一打聽，不生二孩的真正原因是公婆身體不好，“一個心臟搭橋，一個胸椎腰椎手術，花了小20萬元不說，天天忙著伺候老人，再生一個，根本沒精力照顧。”
丈夫董小兵是一家鑄造廠工人，月收入四五千元，不停跟媳婦交底：“死活都不敢再生了，生下來大人小孩都難受。”
里砦鎮吉比村計生服務員鄭巧紅告訴記者，村里有個80后，生了一個女兒，父母讓再生一胎，就是堅決不生。還有一個90后，結婚三四年了，還不生孩子，老人都很著急，但人家一點都不急，“現在連自己都養活不好，生了娃根本沒法過日子，等寬裕些再生。”
“生不生，其實政策管不了，父母也管不了，而是個人意愿說了算。”李克聰說，“現在政策對生育的影響已經不大了，頂多占到三成，還是對那些雙公職的家庭。個人要是想生，不會在乎罰款。”
在國有銀行上班的劉森林就“偷生”了一個姑娘。兒子今年18歲，女兒剛滿5歲。劉森林說，本來也不想再生，但有一次岳父生病住院，忙前忙后伺候兩年多，等到老人最后走了，再生一個的想法扎了根，“就感覺必須得再生一個，哪怕罰款也無所謂，不然將來一個孩子得累死”。
據了解，在翼城的城鎮人口中，堅決要生二孩的，早已想盡各種辦法生了。“等如今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真正有意愿的人數并不太多，可能不到城鎮育齡人口的三成。”李克聰說。
“駙馬村”的喜和憂
家庭養老一直是我國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農村更是如此。
養兒防老，生兩個女娃怎么辦?翼城人的回答是，嫁一個閨女出去，招一個女婿回來。經過30年生育試點，翼城“光大”了古已有之的入贅文化，一些招親養老較多的村子被稱為“駙馬村”。
雖說生了兩個閨女，可王莊鄉北丁村58歲的村民張青梅，“心里從沒熬煎過”。她說：“生兒子要買房子買車子不算，光娶媳婦彩禮錢就要12.萬元。一個兒子搭50萬元，兩個得100萬元，還不累死?”
張青梅大閨女出嫁后，二閨女招了女婿進門，家里不僅有了壯勞力、主心骨，女婿小鄧進家入伙還帶來了2萬元。
翼城當地早就有入贅習俗，城鄉區分并不明顯。以前招親講究改姓，要立字據，有中人作證。后來姓名基本不改了，但是養老的義務體現出來，生養老、死戴孝。“招親養老進一步拉齊了男女平等，村里的雙女戶、獨女戶并不感覺低人一等。”翼城縣縣長楊春權說，不少上門女婿還當了村干部。
中衛鄉人望村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駙馬村”，全村222戶中，雙女戶41戶，招親戶就有45戶。
61歲的馮翠玲是個剛強的女人，丈夫去世16年了，她既當爹又當媽，把兩個女娃拉扯大。丈夫去世，欠了10多萬元醫藥費，家里經濟壓力太大，盼著閨女們都嫁出去，“她們過好就行了，我招不招女婿無所謂。”
后來提親的都是讓她招女婿，馮翠玲就一句話：“家里有外債，不怕你就來!”
大閨女招了晉中介休的女婿，沒多久生下來一雙兒女，兩口子還在縣城里買了135平方米的房子，但花了40多萬元后，再也沒錢裝修了。
平日里，大女兒和女婿外出打工，馮翠玲在家照顧孫輩、侍弄農田。前段日子她騎電動車送孫子、孫女上學，在巷口跟別的車子撞在了一起，孩子沒事，自己右腿膝蓋粉碎性骨折，臥床100天。
因為要照顧母親，別人給蘋果樹套袋，一天掙60元，馮翠玲女兒只能掙50元，“一塊也是掙，兩塊也是掙，只要咱肯下辛苦，不愁日子過不好。”大女兒匆匆回來支援，照顧老人之外，也不忘打點零工。
兩個孩子一年最少花銷1萬元，“再有錢，沒孩子就沒心勁兒。家里光有老人，再安逸也不開心。說到底，中國人活人是活娃呢。”馮翠玲的話透著哲理。
時光流轉，孩子們將來留在村里的可能就越小，“駙馬村”招親養老面臨的挑戰就越大。
同樣是在人望村，62歲的農民張大有雖有倆女兒，卻一個都沒有招成親。
大女兒讀大學走了，談對象、找工作都在縣里，大女婿又是獨生子，沒法招親。本來老兩口一直盼望著小女兒能招親，她也滿口答應。但等到20歲談上戀愛以后，死活也不招親了。
“能不能換一個呢?”老兩口不停給小女兒做工作。
“不行。”小閨女鐵了心，“你把我留在家里，我也不一定給你養老。”
張大有的老伴兒氣得臥床一月，最后沒辦法，只好攤牌，“外面你要感覺強，你就走，只要你管我們就行。”小女兒滿口答應。
如今老張家的日子有些冷清，“總感覺眼前沒人，不紅火。”家里的房子沒心勁兒收拾，院子里也有些荒蕪。
人望村黨支部副書記、老計生員楊春香說，與張大有的情況類似，“村里還有幾家房子裝修得好的，女兒都考大學出去了，不會回來招親了。”
但人口老齡化已經迫不及待來了。我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數量多，老齡化速度快，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重。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國人均壽命達76.1歲，一些“高壽”的城市和地區的人均預期壽命超過82歲。
梁中堂認為，人口過程的特點具有歷史連續性，有些人口現象雖然是現實發生的，但其后果卻將潛伏幾十年才顯露出來。
鑒于此，翼城縣已向山西省衛計委打報告，申請開展自主生育試點，以期為若干年后國家進一步調整完善計劃生育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國家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正好與經濟下行疊加在一起，所以近期的數據不一定能準確反映老百姓的實際生育意愿。”翼城縣委書記郭行杰說，“但不論經濟上行、下行，老齡化的挑戰都擺在那里。”
“人口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控制人口是為了更好發展。人口多了，可以限制少生。假如人口少了，政策再鼓勵生育未必就靈。”翼城縣第二任計生委主任馮才山說，“人口生育有其規律，遵循就可以事半功倍，翼城的啟示或許就在這里。”(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彩云、李繼宗、劉森林、張大有、李靜等人為化名) (原載7月8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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