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玉龍 翟耀文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悠悠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臨汾這一位于黃河中游的古老城市具有重要的坐標性意義。傳承和促進中華文化，不能忽視對臨汾的歷史文化進行系統梳理和明確定位。
（一）
縱觀中華文明演進史，我們不難看到臨汾是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權威人士稱這里是最早的“中國”。
走進山西省博物館，你可以感受到春秋戰國以前的歷史，“文明搖籃”、“晉國霸業”兩個部分都是以臨汾為主體的：無論是十萬年前的丁村人創始的“古文化”，抑或4500年左右陶寺人奠定的“堯文化”，還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人打造的“晉文化”，都有大量的考古和信史資料作為佐證。為此臨汾市提出弘揚“三源”文化即：人類文明之源、中華文明之源、三晉文明之源的文化發展思路。
首先，臨汾是中華古文化的發源地。上個世紀50年代之初我國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就是在臨汾城郊西南30余公里處發現了襄汾丁村遺址。讓臨汾人引以自豪的是丁村人作為距今10萬年左右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典型代表，填補了舊石器時代初期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和晚期的山頂洞人之間的文化缺環。在丁村遺址出土的三枚丁村人牙齒化石和小兒頭頂骨，在古人類學的研究方面意義非凡，證明了臨汾所在的汾河流域是中華古人類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所發掘的多種石器尤其是形制獨特，棱角銳利的丁村尖狀器，是國內外絕無僅有的人類石器時代的瑰寶，說明丁村人代表了當時的先進生產力，丁村文化曾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其次，臨汾是中華堯文化的發源地。臨汾市區東南20余公里的襄汾陶寺遺址是“帝堯之都，中國之源”。這一結論是今年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上由專家正式公布的。此消息在全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對臨汾人來說則有一種最終塵埃落地的感覺。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從1978年起就已開始，通過近40年的辛勤工作，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觀象祭祀臺、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等構成，興建與使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4000年。陶寺遺址還先后出土了最早的龍盤，最早的圭表，以及最早的文字。發掘研究認為，陶寺遺址是黃河中游地區目前可以確認的、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實證。這說明起碼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黃河中游地區就已經進入了古國文明階段，說明與之對應的堯時期已經進入了初級文明，已經有了一個更早的“中國”，這就把中國的文明史向前提早了300余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陶寺遺址發布會上介紹說，“陶寺遺址擁有文字和城市，也擁有可以表明等級制度的宮殿禮器，我們還證實了它存在的王權和都邑，這些都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要素。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堯都正在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走出傳說時代，逐漸向信史轉變之中。”著名歷史學家蘇秉琦先生說，“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了一座偉大的歷史豐碑。”由此可見產生于臨汾陶寺的燦爛的堯文化為以后夏、商、周王朝的文明奠定了基礎。
再次，臨汾是中華晉文化的發源地。中華堯文化經過歷代的傳承與發展形成了多元的文化體系，晉文化與堯文化一脈相承，是中國古代北方一個重要的文化體系分支，它與南方地區的“楚文化”，分別代表了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兩大區域文化，這兩大文化體系的碰撞融合成中華文化的主旋律。自晉文公起至晉悼公，稱霸中原數百年的晉國，其都城就位于臨汾所轄的曲沃、侯馬一帶。春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極大發展成就了晉國的強盛，而晉國的強盛積淀了豐富多彩的晉文化。晉國率先發展的是封建制的生產關系，同時鐵制生產工具與兵器開始廣泛應用，這在中國考古學人長達半世紀的考古歷程和成果中得到充分的印證。遺址中晉侯墓地9代19座晉侯及夫人墓葬的發掘，共出土青銅器、玉器等各類珍貴文物1.2萬余件、套，把我國晉文化研究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領域和高度。新近開館的“曲村—天馬遺址”博物館是我國唯一一座完整展示晉文化的平臺，最令人震撼的是入選“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目前我國所發現西周時期最大的陪葬車馬坑，48乘陪葬戰車排列成陣，100余匹戰馬形態各異，其考古價值、文化價值、觀賞價值轟動國內外，向世人形象的呈現了晉國的喪葬制度和封建等級制度。
（二）
打開璀璨的中華文化寶庫，可以看到在臨汾這片土地上生長的無數文化精華。最可圈可點的，我們梳理出十項：
其一：陶寺觀象與星象文化。
陶寺觀象遺址主要有兩項重大發現，一是具有觀象授時與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觀象臺，二是最早的天文儀器圭表。這說明早在距今4100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開始觀測天象，制定歷法了，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陶寺文化對推進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貢獻。
觀象祭祀臺面積約1400平方米，規模宏大，結構復雜，集觀象與祭祀等功能于一體，是迄今考古發現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設施。陶寺觀象臺由13根夯土測柱組成，設計有12道觀測縫和一個觀測點，觀測者立足于觀測點上透過石柱間縫可以觀測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巔是否在縫正中，由此可以觀測到從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個太陽回歸年的20個節令。《尚書·堯典》記載，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觀象遺跡的發現實證了古籍記載的可靠性。圭表是我國古代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直立于平地上測日影的標桿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刻板叫圭。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上面涂有黑、綠和紅色標記漆的豎立著的木桿以及玉琮和玉戚。專家們將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別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長測量，結果與天文學家利用現代技術推算的緯度相符。
星象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為基礎，是中華古代文化核心內容。它既是現代氣象文化的開端，又是祭祀文化的肇始。因而陶寺遺址的圭表不僅用于確定農時節令，更重要的是進行大地測量，確定“地中”，此便與政治有關了。于是專家們以陶寺城址中表為測量十字基點，推測出了陶寺文化四表地，證實了先秦文獻所記四海之內地廣數據的存在，印證了《堯典》中“光披四表”的記載和“王者逐中”的概念。“中國”的最初含義是“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從而破譯了陶寺就是最早“中國”的密碼。
其二：倉頡造字與漢字文化
中國的漢字傳說是倉頡創造的，有了漢字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續、傳播和發展。
倉頡是哪里人，眾說紛紜，史書記載也不一致。一說倉頡是黃帝左史，一說是堯帝史官。臨汾是堯的故鄉，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遺留著不少倉頡的遺跡，流傳著不少倉頡造字的傳說。古《臨汾縣志》記載：“上古倉頡為黃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靈龜負圖書，丹青甲文，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只惜年代久遠，倉頡故里碑已失，難以找回。不過，在臨汾城南西趙村路口發現一塊清乾隆年間臨汾縣令李家榮立的石碑，正面鐫刻著蒼勁有力的“倉頡造字處”五個大字，此碑現保存在臨汾市博物館。陶寺遺址中文字的發現印證了倉頡造字的傳說。在陶寺遺址出土的扁陶壺上發現了兩個陶文，字為朱色，其中一字確信是一個“文”字，這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轟動。考古學家李學勤先生這樣描述：“壺上文字顏色鮮明，筆畫清晰，不難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軟的毛筆書寫的，由于陶面較糙，有吸水性，筆毫肯定要蘸飽濃濃的朱色。”同時指出同樣的寫法，同樣的筆順，見之于甲骨文，而這個陶扁壺的年代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將近1000年。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先生認為：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還證明毛筆書法與最初的文字一起誕生，而且這個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用毛筆書寫的文字。
有不少人對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陶壺上“文”字，提出異議，認為它還只是“符號”而不是“文字”，但最早發現文字符號的地方就在臨汾，臨汾作為中國漢字最早的發源地當之無愧。
其三：龍紋陶盤與制陶文化
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及鼎、觚，均是燒成后施紅、白、黃彩繪。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迄今中國考古發掘所見到的最早的龍的實物形象，譽為“天下第一龍”。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提供給我們兩個信息，一是4300年左右這個處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社會中，已經將龍作為崇拜的圖騰；二是當時臨汾一帶的制陶技藝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
陶器的出現是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邁入新石器時代的顯著標志。臨汾所轄堯都、襄汾、曲沃、翼城等縣境內陶土豐富，為先民們制陶提供了物質基礎。堯為陶唐氏，其所屬的這個氏族是以先進的制陶業而聞名的。推測正因堯掌握了制陶技術，引領起制陶技術的潮流，方贏得了諸部族的擁戴，終其成為“天下共主”。堯的古都之所以稱為陶寺一定是與制陶文化有關聯的。翼城縣也有個堯都村，是一個以制陶業而有名的村落，現在制陶工人使用的工具都與堯的傳說有關，搗泥用的“端錘”叫“堯王玉印”，拍坯用的“端板”稱“堯王金牌”；壓形用的壓板，大小、長短、寬窄都很像大臣朝見帝王的笏板便稱“朝王板”。
臨汾的制陶文化，自堯舜以來歷代傳承，不斷發揚光大。及至唐宋臨汾平陽窯所產油滴釉已弛名全國，進貢皇家。金元明清平陽窯仍是山西南部規模最大，燒造水平最高的重要窯口。現在臨汾境內保存有很多重要的窯址，多年來考古出土了更多的精美陶器，加之民間的收藏品，這對研究和弘揚臨汾的制陶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其四：堯王鑿井與市井文化
在臨汾堯廟的廣運殿與五鳳樓之間，有一口井，傳說為帝堯親手所鑿，故稱堯井。也有人說真正的堯井是在堯出生地——臨汾南郊的伊村，那里確實有一口古井。無論這兩口井哪個是帝堯所鑿，但都指證人類最早的井出現在堯時期。
書載：遠古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堯命羿射落九日，暑氣頓消。堯親鑿水井，歷九十日，清泉大涌”。還有一種傳說，堯時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莊稼絕收，帝堯非常焦急，他四處查看，發現在螞蟻來往密集的地方比較潮濕，他就那里挖坑，結果打出了地下水。這就是人類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們結束了沿河而居的遷徙生活，圍繞水井定居，有了穩定的生活場所，后來慢慢發展成為村落、集鎮和城市。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的作者說：“鑿井技術的發明，大大減少了人們對江河的依賴性，使得人們可以到肥沃的沖積平原、富饒的山間空地去生活和生產，同時它解決了城邑的供水問題。因而，它不但增強了聚落的穩定性，而且也為城邑的形成、國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它是中華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學者指出：狹義的市井文化就是某地區街巷中、低層百姓具有生活氣息的、傳統的和經久不衰的、特色的文化現象。但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過程中，市井文化“卻已成了人們追尋過去那種最質樸、原始、純真生活方式而認同的一種文化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和進步。
其五：皋陶造獄與法治文化
皋陶是中國的司法鼻祖，是我國法治文化最早的典基人。史書中對皋陶有很多記載，據《左傳》：皋陶為舜、禹時期的士師、大理官，即當時的司法長官。《明一統志》：“皋陶洪洞人，縣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廟于崇坡之上，守臣以歲祀焉，制律也。”關于皋陶的功績，《虞書.尚書》載：“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載：“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專家肯定，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周代的“九刑”和“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堯舜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初期轉變時期，社會的發展需要法律的規范。針對部落間相互征戰，部落主成批屠殺俘虜、殘忍地對待罪犯的亂象，皋陶提出“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劃地為牢制監獄，制止殺戮，以不同刑法懲罰不同罪犯以顯示法律的存在和威嚴。皋陶制刑注重教化，他提倡明“五刑”以弼“五教”，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所倡導并實施的“五教”、“五禮”、“五刑”、“九德”、“九族”,對于加強部落聯盟，融合部落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關系，建立正常社會秩序，鞏固國家和發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皋陶制定的刑法是中國最早的刑法，是我國刑法的開端。
法治文化具有強大的規范力，它可以內化為人們的個體思想，從而規定人們的行為方式，使社會形成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的社會公則。為弘揚法治文化，洪洞縣地方政府于2007年10月在皋陶故里士師村修建“華夏司法博物館”，最高人民法院發來賀電，指出這“是我國司法文化建設的一件喜事”，“皋陶文化為東方司法文化之源頭，在華夏文明史上閃爍著熠熠光輝”。臨汾作為皋陶文化的發源地，有責任認真研究其法制思想，為促進法制社會的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其六：擊壤而歌與曲藝文化。
流行于臨汾的“擊壤歌”，被公認是中國遠古時期的第一首歌謠。相傳唐堯時有一老人在康衢大道上一邊擊壤，一邊歌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這就是我國最早的歌謠“擊壤歌”。今天當你來到臨汾市東北郊的康莊村，“擊壤臺”石碑依然可見。在臨汾還能聽到流傳于帝堯時期另一些歌謠，如贊頌堯的《康衢謠》:“立我丞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等，說明，在帝堯時期歌謠很盛行。擊壤，從字義分析，“擊”是擊打、投擊之意；“壤”泥土的通稱。由此推斷，當時的擊壤是一種投擊土塊以助興的形式，其源于原始時期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后世逐漸改變了活動形式，改用石塊、木棒等物，具有較強的娛樂性。以往的研究者均把擊壤作為一種游戲，我們覺得與其把它作為游戲，倒不如看作曲藝的雛形，類似于現在戲曲中的敲梆和打板。曲藝是中華民族各種說唱藝術的統稱，它是由民間口頭文學和歌唱藝術經過長期發展演變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的起源不能不說是與遠古民間的擊壤而歌的形式有關。
臨汾既然是中國遠古時期的第一首歌謠唱響的地方，自然是以說唱為主要形式的曲藝傳播最早最廣的區域，以至后來成為中國戲劇的搖籃，這是必然的。流傳至今，人們仍喜聞樂見的曲藝形式有道情、琴書、快板、花鼓、木偶、皮影等上百種之多。豐富多彩的說唱藝術催生了戲曲的形成，元代雜劇興起使臨汾成為京都之外最著名的戲劇中心，現在臨汾的堯都、洪洞、翼城等縣區保存的八處元代戲臺以及洪洞廣勝寺下寺的元代雜劇壁畫，為我們留下了研究元雜劇的寶貴資料。脫胎于元代雜劇、民歌曲藝的蒲州梆子是臨汾所在的晉南一帶的主要地方劇種。蒲劇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間，早于京劇200年而成熟，對中國的戲劇發展曾產生過重要影響。
其七：堯王嫁女與鼓樂文化。
鼓樂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民族悠久的鼓樂文化中，有一種震天動地、氣勢磅礴的鑼鼓，就是臨汾威風鑼鼓。
相傳臨汾威風鑼鼓產生于帝堯時期。陶寺遺址出土了土鼓6件，土鼓為泥質陶，呈灰青色，陶質堅硬，叩之有聲，出土文物佐證了鼓樂文化產生于臨汾的傳說。據傳堯時期國泰民安，五谷豐登，生活在黃河流域汾河兩岸的人們，為了慶賀豐年，舉行祭祀活動，就創造了獨特的鼓樂。帝堯的兩個女兒嫁給了居住在洪洞萬安村的舜，每逢農歷三月初三，萬安村婆家總要敲鑼打鼓把二位娘娘送回洪洞甘亭羊獬村的娘家，羊獬村也要敲鑼打鼓迎接，叫做“送娘娘”，“接姑姑”。農歷四月二十八日，羊獬村娘家也要敲鑼打鼓把二位姑姑送回婆家，萬安村以同樣的禮節迎接。由于接迎娘娘都以鑼鼓相送，以示威風，從那時起就有了威風鑼鼓。“接姑姑送娘娘”的習俗流傳至今，兩村每年舉行活動，沿線各村齊動，規模宏大，熱鬧非凡。
臨汾威風鑼鼓之所以流傳數千年而經久不衰，是因為它有著濃厚的鄉土氣息，鮮明地方特色，深深扎根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在臨汾各地，幾乎人人都喜歡威風鑼鼓，村村都有擊鼓高手。最為稱道的是臨汾威風鑼鼓多次為全國性的大型活動助興，如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國慶四十周年慶典，全國農民運動會等。曾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表演，轟動全國，震撼世界。如今臨汾威風鑼鼓已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堯廟陳列的一面直徑3.11米的牛皮大鼓，還成功申報世界吉尼斯記錄。近年來臨汾人已把獨具特色的威風鑼鼓傳播到祖國的大江南北，并交流到國外。
其八：師曠定音與聲樂文化
師曠是晉國的音樂大師，他主要活動在晉悼公、晉平公執政期間。史書記載，師曠，字子野，春秋時期“晉國楊地人”，即現在的洪洞縣。該縣曲亭鎮師村東有師曠墓，傳說師曠死后安葬在這里。漢唐以后，人們又在墓西側建了師曠祠。至清代中葉，祠墓有十畝地的規模，可惜后遭破壞，現在僅剩十幾株古柏與古墓相伴。
師曠是中國聲樂文化的創始人。他眼盲自稱是“瞑臣”，但耳朵敏銳，辨別音律十分準確。他對樂器有極高的造詣，傳說師曠彈琴時，馬兒會停止吃草，仰起頭傾聽，覓食的鳥兒會停止飛翔，翹首迷醉，丟失口中的食物。師曠創造了五音六律，因而后人尊他為“樂圣”。他著作頗豐，可惜大多流失，現保存有《禽經》、《陽春》、《白雪》、《玄默》等。師曠把音樂傳播和道德聯系在一起，認為應該使音樂傳播的教化無處不到，使德行傳播的既廣又遠，用音樂來詠唱德行，用禮儀來節制德行，只有這樣才能使遠近無處不歸化，這是我國正統音樂觀點的最早反映，也是我國早期聲樂文化的精華所在。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長河中蘊藏著大量的傳統聲樂文化寶藏，師曠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其九：平水韻略與詩詞文化。
“平水韻略”是臨汾人對規范和繁榮中華古詩詞的一大貢獻。中國的詩歌是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漸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經歷了一個先多樣化后規范化的過程。從詩經、楚辭、漢樂府民歌一路走來，到魏晉有了五言形式，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南北朝時期的詩人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隨后“聲律說”盛行，詩歌創作開始注意音調和諧，
唐代詩歌得到了高度成熟。盛唐時期詩歌創作之所以能達到頂峰，誠然是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詩人，但更重要的是運用了韻律，使詩歌走上了格式化、規范化、音律化。
中華詩詞界目前仍廣泛應用的“平水韻”是因其刊行者宋末平水人（即現臨汾堯都區）劉淵而得名。隋朝時的《切韻》共193韻，北宋的《廣韻》又細分為206韻，到了南宋山西平水人劉淵著《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把同用的韻合并成107韻，金代同為山西平水人的王文郁著《平水新刊禮部韻略》，這就是后來廣為流傳的平水韻。平水韻依據唐人用韻情況，把漢字確定為106個韻部，每個韻部包含若干字，作律絕詩用韻，其韻腳的字必須出自同一韻部，不能錯用。
王文郁是金代著名的出版家、韻學家和詩人。據說其父為宋刻書之人，金占領宋都汴梁后，被金兵虜往北方隨后在臨汾落戶，王文郁就出生在臨汾。他子承父業，從事平水書籍的整理編輯工作，在宋代官方公布的《禮部韻略》基礎上，廣泛征求意見，于金正大六年在平陽正式出版了《平水韻略》。該韻略之后成為金代禮部科舉取士所用的官韻，并一直流傳至今，被全球熱愛格律詩的詩人所堅守。中華古詩詞之所以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影響力，與廣泛應用誕生于臨汾的平水韻關系極大。
其十：木版年畫與民俗文化。
平陽木版年畫是漢族傳統民俗工藝品，它與河北武強、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同為中國歷來以年畫著稱的產地之一。平陽木版年畫與古老的巖畫文化、彩陶文化、雕刻文化、剪紙文化一脈相承。陶寺遺址出土的彩陶、玉器、彩繪木案特別是蟠龍陶盤說明在遠古時期平陽就有了雕版彩繪技術。到了春秋戰國，平陽一帶雕刻印技術已十分發達，宋金進入鼎盛時期。據史料記載，北宋雍熙三年，平陽已有了官刻本，金代平陽“設局二十七，役工五百有奇”的雕刻印刷規模，成為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中國北方刻書中心。
平陽木版年畫如此繁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治經濟的推動。宋代自畢升發明活字排版印刷后，中國的雕版印刷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北宋滅亡時，金人以汴梁擄遷至平陽的刻工與書版為基礎，在這里設置專門出版機構，管理民間書坊與書鋪，使這里的雕版印刷逐漸繁榮，平陽遂成為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二是民俗文化的基礎。平陽木版畫從創作主題看分為“六品”，即歡度年節的裝飾品、日常生活的美化品、喜慶節日的饋贈品、傳播民俗的媒介品、普及科學的實用品、弘揚道德的宣傳品，都極具宣揚與教化的作用。木版年畫是漢族農耕社會和民間風情的縮影，其倉神、財神、火神等作品，揭示了古代勞動者對豐年的祈盼；其福星、祿星、壽星，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從創作形式和用途看，平陽木版畫除了年畫外，還有中堂、屏條、拂塵紙、灶君、門神、天地神畫，以及窗花、燈花等畫。拂塵紙俗稱“撲楞紙”，是張貼于炕柜、墻窯、碗架、桌邊的畫，既可防塵，又起裝飾作用；還有紙燈畫，是專為農民自制燈籠的張貼畫。平陽木版年畫的內容與形式在民間最為喜聞樂見，故而流傳久遠。
目前能搜集到的五代至宋初時期平陽雕印的佛經書籍和佛圖版畫有《文殊菩薩佛圖》、《藥師琉璃光佛圖》、《神農采藥圖》，金元時期平陽印刷的《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義勇武安王位》、《東方朔盜桃圖》、《關羽圖像》等都是中華文化的瑰寶。特別是《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又稱“四美圖”，由金代平陽姬氏雕印，畫面有漢代王昭君、班昭、趙飛燕和晉代的綠珠四大美人，其身姿綽約、風流華麗、灑脫莊重、栩栩如生，是我國目前保存的最早的木板年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為木版年畫中的珍品。
（三）
綜上梳理，毫無疑問臨汾歷史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弘揚中華文化？如何使臨汾的古老文化不僅屬于過去，而且屬于未來；不僅屬于中華民族，還要參與到人類文化的共同建設中，讓臨汾文化走出去做出我們的貢獻？作為一個市級中華文化促進會，我們階段性的思路是彰顯特色，突出重點，依托團隊，促進“六傳”。
一，傳誦詩詞，促進詩詞文化發展
在“平水韻”發源地這塊沃土上發起的汾水詩社將以傳承平水韻為己任，為繁榮臨汾中華文化而努力。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一是加強詩詞宣傳，擴大社會影響。要充分調動詩人和廣大詩詞愛好者的積極因素，積極組織詩友開展詩詞活動，共同為臨汾詩詞的繁榮與發展獻計出力。同時利用廣播、電視、報刊、雜志刊登社友詩作，報道詩社活動，提高臨汾詩詞人氣指數。
二是加強隊伍建設，普及詩詞常識。積極推進詩詞進學校、進社區、進企業、進機關、進軍營活動，通過活動發現詩詞新人，吸收新生力量，不斷壯大詩詞隊伍，為傳承中華詩詞文化積蓄力量。
三是辦好詩詞刊物，提高詩詞質量。《平水詩聲》是汾水詩社創辦的，面向全國詩界的刊物，已得到國內外詩詞界的肯定和贊許，被譽為全國唯一一家“平水韻的凈土”。汾水詩社要繼續保持這一特色，高舉弘揚平水韻的大旗，不斷提升水平，進一步擴大《平水詩聲》的影響力。
四是推進項目建設，打造文化景觀。要充分發揮詩詞在傳承文明、服務社會、豐富歷史、教育民眾方面的作用，積極爭取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設想依托百里汾河兩岸的自然景觀打造詩詞文化長廊。
二，傳承鑼鼓，促進鼓樂文化發展
臨汾中華文化促進會威風鑼鼓分會是“接姑姑、迎娘娘”活動的十幾個村莊的民間老藝人們自發成立的組織，他們雄心勃勃要堅守傳統的鑼鼓藝術，把原汁原味的威風鑼鼓傳承下去。
一是加大挖掘整理的力度。在鄉村民間收集珍貴的鼓樂曲牌和實物，并舉辦研討會，對一些不同門類的打法和門派進行規范、整合與統一，特別是要采取措施保護好即將失傳的曲目和技藝。
二是強化訓練傳承的力度。爭取舉辦各種層次的威風鑼鼓技藝大賽，從中借以發現和吸收一些能人、高手。同時要強化培訓，特別是重視對年輕人的傳承，不斷補充新鮮血液，使這一古老的鼓樂文化后繼有人。
三是促進區域交流力度。借鑒不同地方，不同鼓樂的藝術特點，不斷提高自身技藝，讓臨汾威風鑼鼓傳向全國，跨出國門，走得更遠。
三，傳授剪紙，促進民間文化發展
臨汾剪紙造型生動、構思巧妙，以其濃郁的地方特色被譽為民間藝術中的一朵奇葩，為把這一獨特的民間藝術傳承下去，臨汾剪紙家協會信心滿滿。
一是發動和支持藝術家參與唐堯文化藝術工程。圍繞堯文化、晉文化、根祖文化和黃河文化創作剪紙作品。同時，依托文化傳播公司尋找商機，開拓市場，擴展作品銷售渠道，推動文化產品向市場轉化。
二是鼓勵和引導協會成員提高創作和創新意識。聘請剪紙高手傳授技藝，加大對剪紙愛好者的培訓，逐步推進剪紙藝術進課堂的計劃，重視對青少年的培養，使人才涌現，作品迭出。
三是組織和參加各類國內外的藝術交流活動。發揮協會的橋梁作用，參與國家和省級的研討、會展、交流，特別是中華文化促進會剪紙專業委員會的活動，使臨汾剪紙走出山西，走出國門，成為文化交流的名片。
四，傳播茶道，促進茶路文化發展
臨汾是古代“萬里茶路”和茶馬古道的一個重要驛站。歷史的淵源和特殊的位置，使臨汾茶文化促進會肩負著繼承、弘揚茶文化的重要使命。
一是多方傳播茶文化。借助新聞媒體、廣告平臺、利用網站和微信等陣地，采用多種方式宣傳中華文化及茶文化的國學內涵，使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倡導的“茶為國飲，健康消費”的理念深入人心。要搞好培訓，舉辦茶藝師、茶技師、評茶師培訓班，同時經常性的舉辦各類專題文化講座，使臨汾茶文化知識更加普及，專業隊伍不斷壯大。
二要創新搞活茶流通。“互聯網+”是一種新的經濟業態。必須適應新的商業模式，研究新的經營之道，推動茶葉專業市場和經營門店嫁接互聯網技術，創新搞活老渠道，實現生產基地、銷售市場和消費者的互聯互通，在這一基礎上把茶流通市場做得更大。
三要開放促進茶交流。中華文化促進會發起成立的“萬里茶道（中國）協作體”，不僅為中國的茶產業和茶文化開辟了新的天地，且極大的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作為萬里茶道上的重要城市以及現代區域級流通節點城市，必須站在國際視野的維度，積極融入茶協體。一方面是走出去，“借船出海”，參加各類茶葉博覽會、高峰論壇會及其外出考察等茶事活動；另一方面是引進來，“借腦生智”，通過茶協體把高端人士請進來，幫助策劃特色活動，以茶文化為載體帶動臨汾城市品位的進一步提升。
五，傳習陶藝，促進制陶文化發展
古老的臨汾制陶文化近年來得到有識之士的關注和重視，致力于陶藝開發的臨汾清韻文化發展公司與山西師大專家團隊聯姻，正加緊推進平陽窯的恢復工作。
首先，成立了平陽窯恢復研究課題組。課題組由山西師大美術學院院長李曉庵先生掛帥，吸收十多名研究者參加，負責平陽窯的研究和產品開發工作。
其次，進行古窯址的實地考察考證。課題組研究者與清韻公司開發者聯合對臨汾龍祠一帶的古窯址實地勘探，收集遺存古瓷片，走訪一些老藝人，并搜集書面資料。在此基礎上整理平陽窯的歷史資料，包括臨汾制陶的起源與發展，所產陶瓷器的品類與特征等，于今年內發表論文，公布研究成果。
最后，共同研發系列產品上市營銷。根據課題組對平陽窯研究成果，恢復建造燒制設施，研發盞、杯、碗、盤、瓶等系列產品，力爭2016年產出成品，召開新品發布會，擴大市場影響。
六，傳揚遺存，促進旅游文化發展
悠久的歷史為臨汾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包括能夠反映時代的人類活動遺跡及歷代遺留下來的人類生活遺物，這是可供當代人開發利用的資源。臨汾文促會的團隊會員正對數處遺存進行傳揚開發，為臨汾的旅游文化加力。
1.把人祖山建設成全球華人祭祖朝圣地。
位于吉縣的人祖山不僅風光迤邐，而且傳說美麗，遺存豐富。遠古時期伏羲女媧摶土造人的生動故事，舊石器時代柿子灘古人類文化遺址群以及人祖山區域內幾百座歷代建造的廟宇廟龕遺址等考古發現，都證明了這里曾經輝煌過。吉縣人祖山文化旅游開發公司董事長耿世文決心重光中華人祖文化第一山，把人祖山打造成全球華人祭祖朝圣地。人祖山開發規劃分三期進行，用10年時間建造30多處景點，共需投資7.8個億，到2020年全部建成。目前各項工作如期推進，公路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景區景點建設三個部分已成雛形，近日已開山門，迎接游客。
2.把云丘山建設成中和文化養生旅游名山。
坐落在鄉寧縣境內的云丘山是一座道教名山。景區內有全國最大的反季節冰洞群，夏日結冰，冬日騰氣，同時遺存多處道觀及古城池、古村落遺址，歷史上曾有“河汾第一名勝”的美譽。云丘山旅游文化開發公司投入巨資，開發數年，景區的服務中心、旅游專線、纜車提升、停車場所等服務設施完工，2011年正式開放，使云丘山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宗教文化蘊藏開始進入八方游客的視野。云丘山景區主打三大核心文化：中和文化、生態文化、養生文化，每年舉辦中和文化節，逐漸成為當地老百姓最重要的祈福廟會，是人們朝山拜頂、祈福還愿的向往之地。目前云丘山已聲名遠播，被評為國家AAAA級旅游風景名勝區，但在董事長張連水看來，還需要在設施建設上做精做專，宣傳推廣上仍要加大力度，文化發掘上做深做透，通過繼續努力把云丘山打造成中國的旅游名山！
3.把陶唐會館建設成堯文化特色主題餐館。
建造在堯廟公園內的陶唐會館，環境可謂得天獨厚，在此可以漫行亭臺樓閣，感懷千古圣賢，暢飲湖光山色，品鑒餐飲文化。對傳統文化有著特別情懷的董事長趙軍，并不局限于外部環境的包裝，更把精力用在堯文化主題內涵的打造上。一方面是在菜系上以地方傳統美食為基礎,推出寓有文化理念的堯王宴,諸如“堯天冷拼”、“堯王貢面”、”“堯井亭湯”、“堯鄉合蒸”等。另一方面是在空間上以名勝古跡、民間旺族、地域風俗、歷史典故等地方文化為脈線，將散落在民間的文化遺存呈現在華美大堂，包括石雕、木雕、磚雕、匾額楹聯、木版年畫、刺繡剪紙等，打造出堯文化的全景景觀。食客游人既可享受美食營養健身，又能獲得美好的藝術享受。
（作者 楊玉龍 系臨汾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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