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現了最早的“中國”
劉合心
何駑，本名何努，北京人，1963年出生。分別于1985、1988、2001年獲得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88年至1999年，在湖北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2001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現任研究員，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山西隊隊長。主要從事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遺址專項”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精神文化的發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之“陶寺課題”。主持發掘出世界最早觀象臺，研究提出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是本初“中國”，提出陶寺遺址為堯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證據鏈。為將堯舜禹傳說變為信史，做出了關鍵的貢獻。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早期國家、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理論研究等。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百余篇。
經過考古學家的艱苦探索，近年來，在襄汾縣陶寺遺址連續發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宮殿區核心建筑，墓葬區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彩繪陶器等72件套隨葬品，及以觀象授時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觀象臺。通過文物考古專家進一步考證，證實襄汾陶寺遺址極可能就是四千多年前堯時代的“唐堯帝都”。這一發現不僅確證了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續性，而且為我們托出了一個清晰可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廣泛認同價值的堯及堯的時代，并以其自身長久積淀的文明印跡遂使遠古時期的人文社會景觀凸現眼前。
這一考古發現的報道一時間轟動海內外，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因為這一發現，將意味著在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礎上，把中國的歷史再向前擴延了一千年，上溯至炎黃時代，從此三皇五帝將不再是傳說的故事。完成這一艱巨而神圣任務的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陶寺城址發掘領隊何駑博士和他的隊員們。
認識何駑博士，還是2002年陶寺發現古觀象臺時的事。在那一年秋分的當天，我為了考察古觀象臺的功能，便起了個大早，天微明就同時任市文物局局長的閆國慶一起驅車趕往陶寺。在發掘現場，我目睹了觀測點、觀測縫和塔兒山旭日“三點一線”的奇觀。何駑博士親自為我們講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中等身材，略顯清瘦，穿著一身野外工作裝，鼻梁上雖架著一副近視眼鏡，卻也遮不住他那睿智的目光。作為陶寺城址發掘的領隊，何駑博士為了自己所鐘愛的考古事業，在陶寺一住就是幾個春秋。不論是敬業精神，還是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欽佩的。這些年來，我一直關注著堯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工作，也先后寫過《中國的源頭》《漫談華表》《陶寺探古》《堯陵一嘆》等十多篇散文。陶寺古城址的發掘發現，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我先后五次到陶寺調查研究，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同時也就有了更多機會走近并了解何駑博士。
已經進入知天命之年的何駑博士，從小興趣愛好就比較廣泛。他生于1963年9月，一直在北京長大，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喜歡上語文、英語和歷史。特別是對文物考古一直就比較感興趣。每當他與一些同學到一些文物古跡勝地游玩參觀時，對一些碑文、墓志和古代錢幣總是表現出更多的興趣和關注。不時把一些碑文拓下來，帶回家里保存。對一些古代錢幣，更是喜愛有加，常常愛不釋手。1981年7月，高中畢業時的他，在選擇報考大學的志愿上，曾與父親交換意見，父親說，語文、英語屬于工具課，是干好其他工作的本錢，或者說是一個“拐棍”，上大學應該選擇一門自己感興趣的專業技術。在父親的啟發下，他便義無反顧地選擇考古專業，考入了北京大學考古系。四年的大學生活，讓何駑系統的學習了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許多考古方面的專業知識。1985年7月大學本科畢業，何駑仍然不滿足于已掌握的知識和所達到的專業水平，他曾暗暗告誡自己：大學所掌握的知識，只能是對某一領域知識系統全面的了解，要想在學術上有更深的造詣，有更大的成就，就必須進人高一層次的學習。于是，他又于198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攻讀碩士研究生，專門學習研究商周考古。1988年7月畢業后，主動要求分配到湖北荊州市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1995年9月獲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到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旅美研究生涯。1999年9月，他又再次步入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學，在考古文博院攻讀博士研究生，專門研究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兩年的博士研究生學習經歷，讓何駑對過去十多年的學習和工作實踐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思考，使之更加明晰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標。2001年7月提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學業的他，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何駑是一個有著強烈事業心的人。早在湖北荊州工作期間，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所鐘愛的考古事業中。并通過發掘和研究，撰寫了《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點滴》及《考古學研究與現實社會的互動》等50余篇有價值的論文。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隨著工作閱歷的不斷豐富，何駑越來越感到，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離不開實踐。他常給同事們講：紙上得來終非淺，要知此事須躬行。要想印證較大和深奧的理論，就必須到考古實踐中去，掌握大量的考古實證，只有到都城遺址去考古，才能發現大的更加有價值的東西。2002年，他受所領導委派，擔任考古所山西考古隊隊長及陶寺城址發掘領隊，開始了國家科技部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中的“聚落形態考古研究”工作。
野外工作條件一般都是比較艱苦的，但這些對何駑來說似乎已經習慣了。他說，在野外工作，我不奢求什么，只要晚上有個住的地方，白天有個一日三餐就足夠了。他在陶寺一住就是四個春秋。作為領隊，經常是帶著隊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把自己的大本營就駐扎在陶寺村里，對他來說，最感到頭疼的就是農村的停電。因為近些年來，在臨汾市借產業結構調整的東風，又連續上了一大批企業，致使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一時很難得到緩解，因此，電力負荷缺額只有留給農村了。這樣一來，何駑和他的同事們就只能經常在缺電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了，即使是這樣，他也不會白白地讓自己的時間流失了。他總是白天在田野里搞發掘，晚上在燭光下或應急燈下讀書、思考、寫論文，經常一干就是十一二點。四年中，他又撰寫了四十多篇有一定影響的論文。如《山西省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遺址——走出堯舜禹“傳說時代”的探索》《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綜論》《陶寺：中國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都曾經在考古界和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響，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何駑的考古發現并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小城、中期墓地及大墓、宮殿區夯土基址和大型倉儲區等。他確定了中期大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他又通過鉆探發掘并確認了中期小城內的祭祀區大型半圓夯土建筑，總面積約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狀奇特，原為三層臺基，結構復雜。附屬建筑設施多，規模宏大，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單體建筑。據推測，其功能與觀天象和祭祀有關，應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何駑的發現，對唐堯時代在天文歷法上的貢獻進一步提供了佐證。
因為傳說中的堯不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還親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歷法與觀象授時，并測定了一年的天數和四季。《尚書·堯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等歷法和記載。這些歷法不會憑空而來，只能來自長期的實踐經驗。如果沒有科學的觀測和記錄，顯然總結不出這些重要的規律。而陶寺“觀象臺”的發現恰恰證實了“觀象授時”活動的存在，印證了《尚書·堯典》上記載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這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史前時期天文歷法知識系統的實際認識。
根據何駑的鉆探發掘，陶寺遺址不僅有“王墓”、陶禮器、銅器、朱書文字，而且還有城垣、宮殿、祭祀區、倉儲區等。更重要的是還有中國最早的“觀象臺”，從聚落形態角度看，高規格的宮殿建筑、宗教建筑和與天文歷法有關的建筑設施，應當是“王都”級聚落所具備的標志性建筑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何駑所做的一切，等于認定了陶寺所具備的早期文明化社會的一些基本要素，印證了陶寺是目前我國規模最大，顯現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都邑聚落，陶寺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最重要遺址，陶寺文化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我曾撰文認為陶寺遺址的發掘發現達到了里程碑的境界。因為沒有這一鉆探的發掘，沒有規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與城垣相匹配的貴族大墓、宮殿核心建筑區的發掘，玉器、銅器及陶制的禮樂器等的出土，文字和當今世界最早的觀象臺的出現等，堯舜禹時代只能是神話傳說，而何駑所做的一切，等于為印證陶寺遺址成為“唐堯帝都”提供了確鑿的歷史證據，這就讓神話傳說與考古結論相吻合，使“文明始祖”堯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具有了更加獨特而重要的地位，這是陶寺之福，這是臨汾之福，這是中華民族之福。
何駑在事業上是成功的，也是令人嘆服的!但談起四年多的陶寺考古歷程，他總是感慨萬千。2001年秋，他來到陶寺后，首先了解了陶寺的遺址情況，挖了探溝，挖出了南城墻夯土。2002年，陶寺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而他就是這個項目重點——陶寺遺址的牽頭人，具體挖掘工作從哪里下手，大家都在看領隊。他深感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但工作能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他心里當時幾乎沒有譜。他知道應該相信文獻，但也絕不能拘泥于現有的東西裹足不前。要有大膽的設想，還要有科學的態度。于是在茫然了兩三個月之后，他決定先找早期城址，當時在大城中探出了許多小的城墻夯土，2002年就找到了早期小城。而中期城址的確認需要找中期大墓相匹配。在鉆探中，他發現陶寺城內東南方向少人居住跡象，應該與鬼神有關，鉆探發掘后發現有大墓，長五米、寬三米七、深七米，屬陶寺中期。同時，在大墓旁邊發現有大建筑，他初步推測可能與祭祀有關，因為建筑只剩下地基部分，形狀像梯行建筑。輕易是很難弄清是什么東西的，鑒于作業難度大，當時，隊員就勸他別挖了，但何駑卻認為，對一個學者來說，發現了信息，而又因自己的疏忽，造成信息的丟失，這是對歷史最不負責任的表現，是歷史的罪人。他從小就養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強性格，遇到事情總愛刨根問底。因此，2003年春天，他決心做一個探溝看一下，結果一看是弧形的夯土墻基，當時他就暗暗推測，這個建筑可能是天壇類建筑。他又主持向外挖，這時線和縫與東南方向相對應。但是不巧的是，不久“非典”疫情就爆發了，致使這項工作停頓了?！胺堑洹边^后，他們又加快了工作進度，不久，10個觀測縫都挖了出來，對應東南方向的塔兒山。但這個建筑遺址原來究竟是個什么東西，何駑當時還是沒有完全弄清，猜測可能用于觀測日出。為了探個究竟，他求助于他的一個同學，這個同學是天文學史的博士生，他也推測有可能用于觀測。所有的縫應該都能交匯到一個點，而這個點就是惟一的觀測點，實際上是不是這么回事呢?同學建議，做實地模擬觀測。冬至時，隊員馮九生專門來到現場觀測，結果發現日出時，太陽并不在縫中，于是陷入茫然。何駑卻認為很可能是觀測點位置有偏差，該建筑應該還是有觀測冬至功能的。
何駑的觀點一時在考古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時各種說法不一，質疑聲如汗水般涌來：“何駑所提到的觀測縫，是不是有意識的做出來的?”還有人說：“何駑的想法太離譜，年輕人對學術沒有科學嚴謹的態度，目前學術界很浮躁，想搞點轟動效應的人太多，何駑莫非是想制造爆炸性新聞由此出名?”……不管周圍的人怎么想，怎么講，何駑并沒有由此而沉淪，由此而懈怠，由此而放棄，他總是默默地說：“你們就看我最后的結果吧!”這就是何駑的執著，也是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即使到了大年三十，他們也沒有停頓過觀測工作。這年最后一次觀測就是臘月三十，頭一天他們就去觀測，遺憾的是乘坐的吉普車也壞了，因為過年又已經沒有修車的工人，隊員馮九生他們只好自己動手修。除夕一大早隊員們就來到觀測點，在凜冽的朔風中，終于在東三號縫看到了日出，這使他再次嘗到了成功的喜悅。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增強了他繼續觀測研究下去的信心和決心。2004年初，何駑到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一場學術報告，介紹了陶寺“觀象臺”的發現與觀測情況。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和歷法專家陳美東先生指出，由于黃赤交角四千年的變化，導致今天冬至日出向北偏出縫外，何駑他們冬至觀測結果是正確的。四千年前陶寺人的確在東二號縫中觀測日出。這為證實何駑關于觀象臺功能的推測奠定了堅實的一步。但等到立舂卻又觀測不到日出，這令他們很納悶。到三月下旬，春回大地，何駑又繼續開始了他的考古工作。同時，利用早上上工前的時間進行天文觀測。他這時發現，一個觀測點看不到所有縫，于是他提出在50厘米直徑范圍內有三個觀測點的假設?？嘈娜耍觳回摗９扔陼r節，也就是這一年的4月20日，恰好在東八號縫觀測到了日出。到5月中旬，經過與天文學專家溝通，專家提醒他觀測點不可能同時有三個。通過冬至和塔兒山的兩條觀測線交匯到一起，找到這一個模擬觀測點。2004年10月，等到把主體建筑挖出后，何駑把所有的專家請來，由于當時觀測縫沒有解剖，陶寺觀測點沒有發現，當時大家都對此事仍抱有疑問。后來發現有三個同心圓的陶寺觀測點遺跡，計算的點和原來古人做的點相吻合，更證實了何駑關于觀測功能的推斷。同年11月18日，何駑又請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和幾位天文學專家一起來到陶寺，天文學家初步認同觀測功能的推斷。但專家組還是說輕易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要注重用事實和證據說明問題。2005年10月，何駑又請國內著名天文學專家15人親臨現場進行論證，基本確認該遺跡是天文觀測遺址。而這前前后后的兩年中，何駑的付出卻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因為他的工作已經超出了考古專業范圍，涉足到了天文學的領域，可想而知，沒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沒有對事業的執著，不注重學習、研究、設想、推斷是很難有所作為的。何駑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事業上，特殊的工作崗位，讓他每年六個多月時間都在田野工作。因為作為考古隊的領隊，他必須時時刻刻盯在工地上，如果不在現場，很可能漏掉重要信息，錯過事業上的重要機遇。為此，先不說自己付出的汗水，就是對家庭帶來的不便，也足夠大了。家里的事，全由妻子一人照管。他離不開自己的崗位，離不開自己的事業，長年一直奔波在外。即使回到北京，他也是忙著埋頭寫文章，做匯報，對家庭和孩子的顧及便不夠。每當談起此事，他心里也總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酸楚和負疚感。不過，這么多年逐漸也習慣了。提起對他工作的態度時，他的妻子總是說，她的家庭是一個非常和睦的家庭。而何駑卻說，如果沒有妻子這么多年的理解、支持和犧牲，他怎么能堅持干到現在，又怎么會在事業上取得這些成就呢?
何駑對古觀象臺的考古發現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重大意義：一是對證實中國天文學在上古時期就處在世界領先地位提供了重要歷史實物佐證。因為傳統學術觀點認為中國歷來都是圭表系統觀日影，而沒有更準確的地平歷系統。陶寺觀象臺的發現，證明四千年前我國就有地平歷系統，這大大突破了傳統認識;二是在考古天文學說上是一個重要開端。以往天文考古一般注重的是出土文物，從來沒有天文觀測遺跡的研究，而何駑的發現卻使研究史前天文觀測遺跡成為可能，填補了一項學科空白;三是對印證陶寺是“唐堯帝都”提供了難得的依據。每個發達的文明都包括天文學，掌握天文學知識是“王權”的一部分，觀象臺是“王都”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四是為研究我國的天文學史，推動天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2005年11月10日，世界頂極刊物《自然》雜志第438期刊登陶寺發現古觀象臺的消息。英、法、德、日本、波蘭的學者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中國的天文學家更是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
近年來，在何駑的帶領和組織下，他的考古團隊先后在陶寺遺址發現了城北祭祀地神的“地壇”、工官管理手工業區、有溝墻防御的王宮。對臨汾盆地陶寺遺址群的考古調查，初步顯現出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為核心的京畿區，至少有南北各一個地方遺址群拱衛，初步顯示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些新的重大考古突破，不僅使陶寺遺址的都城性質更加完備，成為中國先秦時期都城要素最完備的城址，而且使陶寺文化的國家社會性質更加明確。
何駑主持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十幾年來，不僅有持續的驚人考古發現，而研究及時跟進，筆耕不輟，碩果累累。他關于陶寺朱書文字“文堯”的解讀，圭尺地中以及陶寺四表天文大地測量與堯舜天下觀的分析，陶寺中晚期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報復行為剖析，陶寺文化宇宙觀和宗教觀的研究等等，使得他提出了“中國”本初概念的解讀—— —地中之都、中土之國，陶寺遺址以其地中概念和國家社會形態而成為最初的“中國”。何駑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考古證據鏈，包括陶寺遺址出土文字“文堯”自證為堯都;《尚書·堯典》系統對應如陶寺圭表與“光被四表”，觀象臺與“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和寅賓出日，銅朔望月輪與陰陽合歷，中型墓及玉圭與“四岳”“群后”;陶寺圭尺即“允執其中”的“中”;陶寺中期王墓“豮豕之牙”列鉞圖示與“堯舜上政”;陶寺龍盤與“赤龍和堯誕”傳說;陶寺禮樂器組合與堯舜八音等，更加明確學界認為“陶寺為堯舜之都”觀點的合理性，為“堯舜禹”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做出了重要貢獻。
2015年6月13日至15日山西衛視山西新聞聯播播出《陶寺：帝堯之都，中國之源》專欄第一至六集。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室舉辦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會上王巍所長代表社科院考古所，對外發布陶寺遺址近10年來的重大考古發現，闡述了陶寺遺址作為多元一體化中華文明主脈的關鍵地位與重要貢獻，提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這是對陶寺遺址37年來考古工作尤其是近14年來以何駑為領隊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
何駑在事業上取得了驕人的成就，而他的成就對陶寺，對臨汾，對中華民族，對歷史，對現在，對未來，都會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因此，我覺得很有必要用更多的時間去接近他，去了解他，去品味他，有必要用更多的筆墨去記述他的不凡經歷，去謳歌他對社會和歷史的貢獻!因為他的發現，讓我們知道了那個雖然逝去了四五千年，但卻永生著的賢能帝君與昌明朝代在陶寺，在臨汾，在山西，在中國。
(作者系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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