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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名叫段七星，生于1934年農歷二月初十。今年是父親80歲的生日，按照鄉俗和我們的經濟條件，應該為父親舉辦一個盛大的華誕慶典。本著勤儉持家的古訓和時代新風的要求，我們兄弟商量，一切從簡，決定由我寫一篇文章，以祝賀父親的80華誕，來表達我們的拳拳孝心。
    父親出生在堯都區西頭三泉村，在這個小山莊度過了童年和少年。8歲進入私塾開始讀書，時斷時續。長大后，先后做過縣長的通訊員、農會秘書、供銷社營業員、鋼鐵廠裝卸工。
    1962年，國家經濟困難，29歲的父親被原平鋼鐵廠精簡壓縮回到村里務農。不久，經親戚介紹認識了我的母親，他們就結婚了。這年父親29歲，母親22歲。按照婚前約定，父親要從西頭三泉村遷往土門村居住，并且第一個孩子必須從母姓，以頂立王姓門戶。這時，他們住到了通過法律手段從叔伯們手中要回的房子。正是這些房子，引起了叔伯們后代的不悅。一次，父親被他們打了巴掌，受到了難以言狀的屈辱，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不管心里有多么的憋屈，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親要參加生產隊的各種勞動，掙工分養家糊口。慢慢長大的我，目睹了父親遭受的種種艱辛屈辱與不公。作為一個農民，無論春種秋收，還是嚴寒酷暑，從搖耬耙耱到出圈挑糞，舉凡生產隊的農活兒，父親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人年少時沒有干過多少體力活，是農村人所說的“沒有苦”，特別累了的時候總要休息幾天。體力上的累不算什么，最難以承受的是來自別人的蔑視與不公。父親不是本村出生長大的，沒有兒時的伙伴，缺少“鐵桿哥們兒”，是名符其實的“外來戶”。外祖父去世早，沒有老人的蔭護，在村里沒有地位，時常受到外人的欺辱。有時隊里安排的活兒不好干甚至故意刁難，稍有不從，就會有拳腳的“禮遇”，挨打挨罵是經常的事兒。每遇到這樣的情形，父親總是長吁短嘆，后悔自己年輕時不懂得選擇和堅守。他常說過去如果怎樣，現在就不會這樣，因而對我上學讀書，給予了很高的期望，要求格外嚴格。
    父親在這樣的環境中過了整整10年。1972年，父親在耙地時未站穩掉進了耙里，耙上的鐵齒割傷了腿，只好在家休息。迫于生計，父親用從爺爺那里學到的風水知識給鄰居朋友們家看墳地，幫助他們選紅白喜事的日子，俗稱“風水先生”，以期獲得微薄收入補貼家用。這種行為在當時被稱為“迷信”活動，為此村里把這件事情反映到公社。不久公社領導在一次大會上點名批評了父親，父親頓感壓力很大。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父親有了改變處境的想法。恰在這時，父親當通訊員時的朋友做了西頭公社的黨委書記，推薦他到公社去做事務長。離開了生產隊，從掙工分到掙工資，父親的心情總算不那么壓抑了。但沒過多久，有人提出父親不是這個公社的人，這份工作不應他干。不得已，他去了公社所屬的煤礦，先是做開票員，后來又擔任該煤礦的采購員。
    父親對這份工作，甚是滿意，對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辛勤的工作換來了領導的充分肯定，家里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母親也覺得自己有“地位”了，不時帶著我和弟弟住在城里，全家人都很高興。因為父親掙了工資還有補助，每月能領到50元左右，必要的開支后還有少量結余，從此之后再不欠隊里的糧款了。
    1975年我剛剛12歲，按照鄉俗應當“圓鎖”。家庭狀況好轉了，父母自然也想把我的生日宴辦得體面一點。但沒有想到，當天晚上大隊一名主任帶人以“破四舊”的名義將親朋好友送的禮物洗劫一空。對于這種行徑，父母悲憤難當，深感屈辱。多少年來，偌大的一個村子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為此父母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父親改接燈線，由于情緒不好致使燈線連電，燒壞了全家的電燈和電線，還差點弄出了事故。當時我年齡小，根本無法體會父親此時的心情，他只是說了一句話：“‘出門人’真是不容易啊！”
    這件事使父母受到很大傷害，特別是母親，半年之后就患上了氣管炎，遇事一不順，就喘不上氣來。從此之后，父親一邊工作，一邊幫助母親治病。三年間一共住院十幾次。由于入不敷出，家庭經濟狀況又趨惡化，債臺高筑，達2000余元。這個債務是父親7年工資的總收入。在這個困難時期，我也成為臨汾縣重點中學——劉村中學的一名中學生。對于我的學業，父親很是上心，不斷為我創造條件，以使我安心學習。當他看到我在學校伙食不好，生活艱苦時，毅然決定讓母親到劉村中學附近租房居住陪我讀書。這是我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幸福，但好景不長，由于母親的病日漸加重，不僅無法照顧我的生活，自理都很困難，不到一年的陪讀“幸福生活”宣告結束。
    父親為了照顧母親，被單位領導多次“約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向煤礦辭職。這時父親只有45歲。回到家里，父親既要到地里干活兒，還要悉心照料母親，更要從頭學起，和面、起面、蒸饃、炒菜、洗衣、熬藥，每天與鍋碗瓢勺打交道，都是簡單的重復。作為一個大老爺兒們，其間的煎熬與甘苦，他都默默承擔下來，真是委屈了他。這時，好心的親戚看到父親這樣的艱難，提出讓我輟學的建議，對此父親斷然否決。他說：“只要孩子們愿意上學，我再困難，也不能讓他們斷學。”
    盡管父親一再用心和努力，母親的病情還是每況愈下。1980年12月29日，得了5年病、只有39歲的母親撒手人寰，永遠離開了父親和我們，此時，父親只有46歲。由于下崗幾年，一直沒有工作，家中沒有經濟收入，母親安葬時，只用了最差的柳木棺材，還借了債。這年春節，我們父子三個光棍度過了母親去世后的第一個春節。去年過年時，母親盡管身體有病，還可以坐在炕上教我們剁肉、調餡、包餃子。如今，活兒還是那樣的活兒，但包出的餃子卻不成樣，從鍋里撈出來，全變成了“開口笑”。看著眼前的一切，我想到了母親，忍不住先哭了，弟弟也哭了。父親也很難過，說：“明年我會把餃子包好，不會再讓你們吃‘開口笑’的餃子了。”
    這個時候，恰好趕上了國家發展經濟的新時代，父親利用過去的老關系，做起了販煤的生意。正是這個生意，使我認識了煤炭并獻身煤炭。此時，我正在臨汾一中復讀，目睹了父親的艱辛和不易。1982年的暑期，我終于如愿以償成為山東礦業學院的一名大學生。開學時，父親把全部的積蓄拿出來，把所有值錢的家當都變賣成錢，硬是把我送到太原。看到我坐上東去的列車，他才依依不舍地離去。望著父親遠去的背影，我分明感受到他對我的殷切希望和望子成龍的期盼。大學四年，父親的臉上增添了許多皺紋，頭發也灰白了許多。上學期間，為減輕父親的負擔，我勤工儉學補給家用，父親不放心，怕影響我的學習，又專門來學校看了一次，對我說：“不要干這些，我再困難也要讓你讀完大學。”這次送他回家到濟南換車時，我第一次提出讓他為我們找一個后媽，他一口回絕：“決不給你們添這個麻煩。”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忻州的原平，父親很高興，因為這是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報到之后，父親立即為我完婚。
    第二年在礦務局醫院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父親當了爺爺很高興，提前來到了我的工作單位。他每天往醫院送飯并為孫女洗尿布，承擔了一位爺爺不應當承擔的責任。孩子過了滿月之后，他才回家。
    父親上過學，雖然時斷時續，但他知道只有讀書才能改變我們的命運。對于我的學習，他要求非常嚴厲。在我的記憶之中，父親因為上學打過我兩次。一次是我上小學時和同伴逃學，父親打得我尿在床上；一次是我上高中時，因為考了班里的最后一名，私自決定回家復讀時，父親當著老師和同學的面打了我一次，使我感到自己很沒面子。為此，我還記恨了他多年。現在想起來，是父親的“鐵石心腸”改變了我的一生，也使我明白了一個人在什么時候應該堅持和堅守。
    1988年5月，為使父親和弟弟增加收入，改善家里的經濟狀況，我和妻子幫助他們貸款買了一臺東風牌大貨車，但由于他們經營不善，不得已我只好調回臨汾供銷機械廠。那時，我一邊工作一邊幫助他們經營。汽車晚上放在妻子的廠里，每天一早就要出車，時間長了門衛有意見。這時父親主動提出，他來廠里做門衛，一方面可以掙幾十元的工資，另一方面又可以給自己家的車提供方便。冬天出車，每天晚上都要放掉汽車水箱中的水，一大早就要給水箱加熱水。這些工作都是父親一人完成的，這時，父親已經將近60歲了。
    過了兩年，家里的房子修好了，車不用在廠里放了；弟弟家也有了兩個孩子，父親又回到村里，幫助弟弟帶孩子，并耕種家里的幾畝地。1993年，我在煤管局辦公室工作，迎來父親60歲的生日。那時候，父親的身體不是很好，我邀請了部分好友為他舉辦第一次生日宴。從此以后，父親每年的生日都會有許多的親朋好友前來祝壽。這一年的生日宴結束之后，我第二次提出為他續弦，父親這次沒有反對，只是說，等等再說。1995年9月，我擔任了臨汾市(縣級市）煤運公司經理，為了侄兒們上學，弟弟全家也搬進城里，只剩下他一人在村里。我第三次提出為他續弦的事，他終于答應了。這一年的國慶節，我邀請了部分親朋和好友為父親舉辦了一個簡單的婚禮，這時，母親已經過世將近15年了。15年中，父親既當爹又當娘，備嘗艱辛。回憶起這艱苦的歲月，怎能不感恩這如大山一般的父愛！父親組成新的家庭之后，一直住在村里，起初的幾年里，他一直耕種村里的那幾畝地。1999年之后，年齡過了65歲，我勸說了幾次，他終于同意將土地的使用權無償給了我們原來的鄰居。這樣，父親每年的冬天住城里，清明節之前，父親又回村里去住，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這些年，我和弟弟的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村中的幾間門面房也交給父親打理。逢年過節和他的生日，我們都會給他一部分錢并購買新衣。這些錢父親一直舍不得花，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有時候我說他，他總是說年齡大了穿好穿壞無所謂，只要干凈就行。節省下來的錢，大部分都接濟了外甥和侄女等親戚；還有的捐給了村里及社會的公益事業。他總是說，忘不了他們的父輩過去是如何幫助自己的，應該報答他們的恩情。對于村里的公益事業，他積極參與，帶頭捐資。村里建學校，他捐資3000元；修造梵王廟，捐了5萬元。他怕我說他，主動給我解釋說：做人要講誠信，你媽有病的時候許過愿，那個時候沒有條件，現在好了，應該兌現。一次他告訴我，他要為村里請一臺戲，讓大家知道我們家也能給大家提供精神食糧，只是錢用沒了，讓我再給他點。除了經濟的捐贈，他常常和村里的老干部一起參政議政。看到這一切，我心里想，一天干部也沒有當過的人也有了這樣的意識，可能這是父親的精神解放吧！
    2002年，父親69歲，按照鄉俗，這一年，我們為父親過70歲的生日。生日過后，我抽出時間帶他去蘇州和杭州旅游，讓他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了一個切身的感受；不久之后，我又帶他去了香港、澳門旅游了一回，讓他感受到了什么是現代化。每次旅游，父親心里都有說不出的高興，一路上給我講了許多。這一年我也將近40歲了，對父親也能理解一點了。
    2003年1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了堯都區發生的一起礦難，隨后我被問責，不久就身陷囹圄。80天后走出班房，見到父親，他一下子蒼老了許多。他看到我，大聲痛哭，勸我：“想開點，做不成官別做了！工作上的事我不知道對錯，但社會上的人都說你是條漢子，有這句話，爸就什么都有了！”父親原以為這件事過去了，沒想到第二年的5月，《焦點訪談》對此事又追蹤報道了一次，這次對他的打擊最大，以為我會再被抓進去，節目還沒有看完就不會動了。送到醫院一檢查，才知道是突發腦栓塞，主要是驚嚇引起的。
    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就感到深深的內疚和自責。
    父親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還要為我的不當工作承受如此的傷害，真是不應該啊！經過了四年半漫長的等待，2007年8月，組織上任命我為蒲縣人民政府縣長助理，在父親的眼里我是又“出山”了，他高興地說:“就應該這樣，只要恢復了，干一天都行，爸爸死了都可以瞑目了。”這時我才明白，幾年來父親勸我都是給我寬心，生怕自己的孩子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在蒲縣工作了3年，父親去了一次，我帶他去了趟柏山廟，他說我為你請一炷香，祝愿你好好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2010年6月，組織上調任我為洪洞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到任后，父親又專門看了我一次，同在蒲縣一樣，在大槐樹為我請了一炷香，同樣祝愿我好好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
    我的父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和千千萬萬的平凡人一樣，他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有自己判斷是非的標準，他有自己的自尊和自愛，他有望子成龍的期盼和情懷。他敬老人、愛伴侶、親孩子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作為晚輩，有時可能不會馬上理解，說不定一輩子也不會完全理解，但是我們要尊重父親，熱愛父親。父親給予了我們生命，是他用粗茶淡飯把我們養大。父親是我們登天的梯，是拉車的牛，是我們人生旅途上做人做事的第一位老師，我們應該永遠感恩！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平安度春秋！王青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