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新聞網訊 走出疑古，甲骨青銅三代史;分系溯源，帛書竹簡五經師。2月24日0時11分，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因病在京去世，享年86歲。
李學勤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古文獻學家，學界譽為“百科全書式”學者，他長期關注臨汾，對考古證實的人類文明發源地——丁村遺址、中華文明發源地——陶寺遺址、三晉文明發源地——天馬、曲村遺址的深入研究傾注了心血和汗水，對臨汾歷史遺存在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程中的重要位置給予準確定位，先生治學遺風將厚惠后人，讓世人永遠銘記。
準確定位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
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到底如何判斷?中華文明的起源究竟如何考究?
李學勤先生是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60多年的嚴謹治學生涯中，主持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從甲骨文、青銅器到簡帛，從文字、歷史到古代文明，先生始終穿梭在歷史迷霧中，為揭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而奔波。
李學勤先生認為，黨的十八大將“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判斷寫進報告，是對中國歷史的重要總結。世界文明古國不只有古中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和古印度，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文明都非常古老，然而，這些古老文明都斷絕了，只有5000年中國文明綿延不斷，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個奇跡。
李學勤先生學術生涯與臨汾歷史文化息息相關，《陶寺特殊建筑基址與<堯典>的空間觀念》《叔虞方鼎試證》《論覺公簋年代及有關問題》《晉侯邦父與楊姞》《〈史記·晉世家〉與新出金文》《晉侯蘇編鐘的時、地、人》《晉侯銅人考證》等著作，都是先生研究臨汾文明成果的結晶。
2001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項目啟動后，陶寺遺址被作為重中之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學科交叉研究相結合，全方位地進行探索。陶寺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是幾代考古人歷經40年薪火相傳取得的重大成果，實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史。新技術應用發揮了關鍵作用，將遙感、空間地理信息系統、移動實驗室等現代科學技術廣泛運用到空間數據采集、遺址尋找發現、現場文物信息提取等考古領域，提升了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調查發掘獲取相關資料為重要手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聯合山西省和臨汾市文物部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長期的考古、發掘、研究后，1000多座大、中、小型墓葬展現在人們面前，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銅鈴、朱書文字等珍貴文物相繼出土，震驚了海內外，根據碳-14測定，年代距今4300多年前，超越了夏文化的年代，將陶寺遺址鎖定在了帝堯時期;中期城址也已發現，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相當于4個紫禁城，將中國文明時代形成的起點向前推進300-500年，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堯都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早在2004年11月，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從考古發現看山西境內文明”講座中，李學勤先生饒有興趣地講：襄汾陶寺遺址是現在已經發現的龍山晚期文化的一個最大遺址，最重要的是它有禮器，在樂器方面有很大的石鬵、鼓、用鱷魚皮做的鼉，還有文字和小件銅器。文明國家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字，發掘的陶背壺有一個清清楚楚的紅色“文”字，一眼就看出它的文明表征，現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標志。
陶寺觀象臺，比英國“巨石陣”至少早400年，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觀象臺。李先生當年給清華大學學子這樣生動描述神奇的陶寺觀象臺：在宮殿區的中間部分，發現了一個扇面建筑，有圓心，最里邊一層有很多個夯土柱子。考古工作者偶然發現，從柱與柱縫隙之間可以看到正東方向塔兒山山脊。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正好在一個縫隙中看到了塔兒山山脊太陽升起，可以判定當時已確立歷法，這是震驚世界的大事。《尚書·堯典》記載，當時堯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觀象授時，中國最初是農耕文明，陶寺觀象臺奠定了中國歷法的基礎。
2005年，《光明日報》刊登李學勤先生撰寫的《舜廟遺址與堯舜傳說》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經使我們窺見相當于傳說中堯、舜時代的社會和文化真相。已有不少報道的襄汾陶寺遺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間，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與堯舜傳說的時代大致相當。”
2015年3月，“溯中國源頭·尋華夏之根”堯文化研討會召開前夕，李學勤先生結合陶寺遺址考古成果與堯的傳說，就“堯都平陽”闡明自己觀點：“堯都平陽”之說見于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佚文，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所引云：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并載《括地志》說：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這個地名，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時已經有了。晉州，就是今山西臨汾。《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引《帝王世紀》則說：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
臨汾市丁村博物館研究員陶富海說：“李先生結合古代史料和考古發掘成果，與相關專家一道提出‘帝堯之都在陶寺、中國之源在臨汾’這一結論是合理的，是符合公論的，說明先生學識淵博，有先見之明，并且見解也得到了證實。”
陶寺青銅器是國家起源的文明元素
一個國家進入文明的標志需三大元素，即城池、冶金術和文字。
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鳥尊，高冠直立，回首凝望，造型奇巧，是燮父為紀念父親叔虞鑄造。這只“神鳥”已作為山西歷史文化的重要標志，作為鎮館之寶陳列在山西博物院。
青銅器是考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李學勤先生在《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了《再談青銅器與山西古代史的關系》一文，認為陶寺遺址對研究青銅器起源、中國怎樣步入青銅器時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重大考古發現都伴有珍貴文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對每一件出土文物深藏密碼的研究與解讀，為還原真實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
陶寺遺址大量堯器舜物、王之重寶的橫空出世，在國際上引起極大反響，已經挖掘發現的青銅器，說明當時鑄造技術水平已非常成熟。
2003年陶寺遺址發現的銅齒輪是一個砷青銅扁銅環，周圍有非常規整的小齒，就像一個鐘表里的齒輪。李先生認為，這個銅齒輪帶給我們許多遐想：第一，從世界冶金發展史來看，最早的青銅器都是砷青銅。在我國甘肅西部和青海北部也發現過一些砷青銅，但年代要比陶寺遺址晚。陶寺遺址發現這么早的砷青銅飾物是很特殊的，即使今天做這樣一個非常勻稱的銅齒輪也不容易。可以設想它有一個特殊的范，由于砷青銅合金流動性較強，所以范必須刻得非常勻整，才能做出精細的齒。銅齒輪說明當時青銅鑄造已不是原始狀態了，所以中國青銅器的起源和山西古代文明有密切的關系。
陶寺遺址還出土了禮樂器，其中銅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件金屬樂器，同時有很大的鼉鼓，還發現了彩繪陶盤，盤子里畫有一條龍，這條龍和商周青銅器上圖案完全一樣。從各方面來看，陶寺遺址已經是跨入文明國家門檻的社會了。
李學勤先生談起晉侯墓地青銅器研究時說，無論是天馬-曲村墓地，還是北趙晉侯墓地，都在青銅器研究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給了我們一個連續的年代標尺，天馬-曲村遺址可以上推到西周初期。
李先生認為，西周的諸侯國墓地已經找到了很多，但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晉侯墓地。晉侯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對于中國古代史研究，特別是晉國史研究十分重要。比如，晉侯墓地出土的韋甗，銘文提到周昭王南征，晉國一個叫“韋”的人參加了，周王派他到繁這個地方去作大使。這是周昭王到南國的一件事，在昭王十九年的正月。韋甗埋在晉國墓葬里邊，說明韋是晉國一個大臣。“繁”可能在三星堆一帶，漢代這里就稱為繁縣，現在還有新繁這個地方。繁和蜀是相連的，不管怎么說，他是受王的派遣去的。還有叔虞方鼎，可能是唐叔虞本人，這件銅器的銘文內容說明叔虞受到了周王的賞賜，反映出晉國和王朝之間的密切關系。
“剪桐封弟”在翼城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 “剪桐封弟”的故事：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繼位。一天，成王和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把一片桐葉剪成“圭”狀交給叔虞，說:“我把唐這個地方封給你!”身旁的史官立即記錄了下來， 并請示成王擇良辰吉日冊封叔虞。成王對史官說: “我和他玩耍呢!”史官嚴肅地勸告成王：“天子無戲言啊!”于是，叔虞長大后，成王便把叔虞封到了唐地。
“剪桐封弟” 故事伴隨著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話題：唐地究竟在哪里?
司馬遷《史記》記載，“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就是說，唐的范圍在黃河、汾河東岸方圓百里之內，但“河汾之東”是個地理概念，沒有指出具體位置，司馬遷的記載為后人留下了一個歷史謎團……
歷史上關于唐地有多種說法，其中主要的是“晉陽說”和“翼城說”。
“晉陽說”唐地在太原一帶，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父)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晉祠的唐叔虞祠內供奉著叔虞塑像，這種說法長時間里占主流地位。但明末清初，顧炎武先生經過實地考察研究，在他的著作《日知錄》中否定了唐在晉陽說法，指出唐地應在翼城一帶。從此，“晉陽說”和“翼城說”便爭論不休。直到上世紀90 年代“晉侯墓地”驚現臨汾，證實了曲沃、翼城一帶就是晉國早期都城所在地。
李學勤先生一個著名的口號是“走出疑古時代”，他充分運用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結合的辦法，進一步明確了“翼城說”。他認為，堯為陶唐氏，商周間的唐國是其后裔，被周人所滅，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稱唐叔虞，就是后來晉國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漢以來有異說，大多認為在晉陽，就是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顧炎武作《日知錄》才加以辨正。已發掘的天馬-曲村遺址，證實了顧氏的洞見。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會太遠，堯也不可能北居晉陽了。“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詩經》里的《唐風》即是晉風，這也可旁證“堯都平陽”之說是比較合理的。
李學勤先生學術研究還涉獵多處臨汾境內歷史遺存，如洪洞坊堆遺址和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遺址。早在1982年，他在《山西文物》雜志上刊發文章，稱洪洞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是西周甲骨文在國內首次發現。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墓地被大規模搶救性發掘后，出土青銅器等文物1.5萬余件，李先生對最長的大河口尚盂銘文進行了釋讀，為我們揭開霸國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
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張煥君教授說：“先生學識淵博，卓然大家，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當代學者無出其右者。我當年在清華大學上學時，有幸聆聽過先生的課，對先生的學術視野、勤奮程度以及舉重若輕的決斷能力佩服之至!”
李學勤先生作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關注臨汾歷史文化，李先生的逝世是中國學術、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也是臨汾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損失。
太行蒼蒼，黃河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王全民 李宏偉 劉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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