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共產黨人的回憶
抗戰時期的干群情懷
臨汾新聞網訊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今天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浴血奮戰，同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氣壯山河的英勇斗爭，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終于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那些奮不顧身、前仆后繼的革命前輩更是光榮的締造者、是歷史的見證人。橫斷山，路難行。天如火，水似銀。親人送水來解渴，軍民魚水一家人。”戰爭年代，干群一心、生死與共的魚水情誼令人動容，他們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著我們。為學習老一輩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扎實推進我市“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本報今日特刊登張亞平、李哲夫婦的故事，以此激勵全市廣大干部群眾以更加飽滿的精神狀態、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全市經濟社會建設之中。
一
我是一個年近百歲的幸福老人。自稱幸福老人，是覺得自己的一生，雖然道路坎坷歷經艱險，但每次都能化險為夷，獲得新生。如今，我99歲，老伴李哲95歲，我們全家四世同堂，其樂融融，快樂無比。我耳還能聽清、眼還能看見，思維比較靈敏，精神狀態很好，孩子們笑稱我是“人精”，不過我不是妖精的精，而是精氣神的精，就是覺得渾身有勁。
我常常想，能有幸福的今天，少不了兩條：一條是黨的領導和培養，一條是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黨領導和培養我走上了革命的星光大道，人民群眾在危難時刻保護和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天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些難以忘懷的往事。一來可以同聲聲討日寇侵華的暴行，二來可以再次回憶抗戰時期美好的干群情懷，感恩挽救了我生命的父老鄉親。
我出生在臨汾縣(現臨汾市堯都區)東山溝的屯斗村。1937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不久，我就參加了工作，先在臨汾縣做一般的抗日救亡工作，后來調到洪洞縣，先后擔任縣委組織部部長和縣委書記。那個時候，正是日寇在山西進行大掃蕩活動最猖獗的時期，環境很惡劣。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破壞了的黨組織，建立新的黨支部，我們經常喬裝打扮，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走鄉串戶，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同敵人作斗爭。有一次，天快黑了，我裝扮成一個賣雜貨的小商販，擔了個擔子，里面放些花生、芝麻糖、麻花等食品，到一個村里活動，路上被幾個日本鬼子看見了，那幾個壞蛋不由分說，把我推倒在地，餓狗撲食似地撲上來，把我挑的食品搶了個精光。他們還在我身上使勁踢，我裝作昏迷過去。這幾個壞蛋一邊吃、一邊尖叫著走了。等他們走后，我爬起來，趕回村里，叫上同伴，連夜開會，研究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
那個時期，不僅日寇活動猖獗，閻匪的活動也很猖獗。1942年的一天，閻匪的偽縣長李宜選，一次下令，就殺害了洪洞縣南垣一帶7位抗日村長。群眾怒不可遏、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我們嚴懲閻匪殺害抗日干部賣國求榮的罪行。我們的工作任務更加繁重，斗爭也更加復雜、更加困難。但想到人民群眾高昂的抗日激情，想到人民群眾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抗戰意志就更加堅定，對斗爭充滿了必勝信心。
二
1942年秋天，抗戰進入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日寇掃蕩加劇，斗爭十分激烈，天災也降到人間，洪洞天旱得赤地遍野，莊稼顆粒無收。干部群眾都沒有吃的，饑餓難耐。我們忙活上一天，一點糧食也吃不到，只能挖草根、拔野菜充饑。有一天，我突然覺得頭暈眼花、四肢無力，一下子病倒在地。群眾說我得了傷寒病。那些天，我高燒不退，渾身打顫，鼻子流血，無法堅持工作。組織上勸我去看病，我說，在這么緊張斗爭的時期，我怎能離開前線去養病呢?領導見勸說不行，就硬下命令，令我立即找個地方治病。我只好住到離縣城不遠的永疑村。
永疑村是敵人維持的一個村子，我住的這家，房東叫孟元生，家里很窮，住的是破窯洞，蓋的是破爛被子，穿的是破衣裳。但孟元生是個共產黨員，一說打鬼子，精神就來了。他問了一些我的情況。我對他說，我1937年出來參加工作，在臨汾縣干了兩年。1939年山西發生了“十二月事變”，閻錫山賣國求榮，殺害共產黨員。黨組織為了保護暴露了身份的抗日干部，保存革命種子，送我到晉冀魯豫邊區黨校學習。學習結束后，就調到洪洞縣委工作，我在這里已工作了兩年多。這里的斗爭形勢雖然復雜，但群眾基礎很好，組織發動群眾抗日救亡很有前途。他得知我的情況后，對我特別好，他們一家人像親人一樣待我，細心照料、精心護理，只盼我能早日康復、重上前線。那時，敵人到處封鎖，藥買不到、糧吃不上，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眼看就支撐不下去了。他說：“老張，你可要硬撐住啊，萬一有個好歹，我可怎么向組織交待呀?”我說：“老孟，我太感謝你們一家了，我就是好不了，也絕不會怪你們一點點。咱們是革命戰友，共同支撐、共渡難關。”有一天，老孟指著他家窯洞里的一口棺材對我說：“老張，這是給我老爸準備的送終棺材，你若有個好歹，我把這口棺材送給你吧，絕不能讓革命的同志留下遺憾呀。”他說這話雖有點半開玩笑，但我真是感動得不得了，淚水就流下來了。
人常說天無絕人之路。事情有時候就是有點奇怪，人急了什么辦法都可能整出來。有一天，老孟見我氣喘得不行，以為我快支撐不下去了，想在 臨死前給我弄點吃的。他對我說，你喜歡吃點什么，我去給你想辦法找。我說，現在是秋天，你能不能弄幾個梨?他說，行!我去給你找。第三天，他突然驚喜地對我說，老張，告訴你個好事，你不是想吃梨嗎?我在鄰村一個賣梨的老漢那里買了幾個梨。那賣梨老漢說，你想吃就多吃幾個，這東西，不但好吃，還能治病。我問他能治啥病，他說，最好的就是能治傷寒病，這是祖傳秘方——把梨切開，用梨塊在身上擦，一連擦上幾天，傷寒就好了。老孟說完，就把帶回的梨切開，往我身上擦。感覺真是不錯。這之后，他又去買回一筐梨，連續給我擦了幾天，真奇怪，病漸漸好了起來，我和他們全家人都樂壞了。老孟在我臨近死亡的時候，想盡一切辦法，用土秘方治了我的傷寒病，是我的救命恩人!這件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永遠銘記著幫我、護我，從病魔中救了我的老孟同志!
三
病情好轉以后，我又轉移到了離洪洞縣城較遠的后汕頭村，住在村支書侯金命家。侯金命30來歲，很能干，他妻子20來歲，也是共產黨員，他們對我特別好。我在這里，一面繼續養病，一面通過侯金命聯系外邊，發動群眾組織抗日隊伍。有一天，突然槍聲大作，人聲嘈雜。村里有人喊，快跑呀，鬼子進村了。我到門外一看，有幾個鬼子，端著槍沖進村里。不一會兒，把村子給包圍了。翻譯官大喊：村里的人，不論男女老少，統統都到場上集合!沒一陣子，敵人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趕到村口的場上。我也不例外，同20多個青壯年一起，排成一排，站在那里，聽鬼子訓話。鬼子翻譯大喊：“這里邊誰是八路?誰是共產黨?站出來的，不殺，要是不自動站出來，叫人認出來，統統的槍斃!”鬼子頭子哇哩哇啦狂叫了一陣，翻譯官叫喊：“皇軍說了，村里的人只要不是八路、共產黨，是良民的，就可以回去。你們每家都認自家的人，認好了就帶回去，不認識的人，誰也不能走，聽候皇軍的命令!”村里的人，一個個都領上自家的人走了。輪到我了，鬼子頭子指著我，跟翻譯官哇哩哇啦對話，顯然是懷疑我不是這個村的人。這時，我心里非常緊張，心咚咚地跳個不停。在這個村里，除侯金命一家外，我和誰也不認識。心想，這下完了，難逃敵人的魔掌了。正在這緊要關頭，侯金命老婆沖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胳膊，大聲說，他是我男人，走，咱們回家去!翻譯官問：“你剛才拉著的那個男的不是你男人嗎?”她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我的丈夫。又指著侯金命說，他是我家長工。翻譯官問村里的維持會長(共產黨員，地下工作者)：“他說的對嗎?”維持會長點了點頭說：“這個高個子是他男人，那個人是他家的長工。”鬼子通過翻譯官說，那你可以領走他了。一陣緊張之后，我的心才慢慢平靜下來。
后來，鬼子叫我們幾個青壯年把他們搶到的財物搬上，往附近的崗樓里送。我也只好跟他們一起去搬送財物。在搬送的過程中，路過一個拐彎處，我趁鬼子不注意，扔下東西逃下山坡，撒腿跑了，這才從敵人的虎口里逃出來。
之后，我立即回到洪洞縣委繼續領導全縣的抗日救亡工作。革命勝利后，我時時回想當年抗戰時期深厚的干群關系，想著從病魔和敵人虎口里救了我的家鄉親人，現在雖然年老不能多活動了，但曾經救過我的家鄉親人，是我永遠的思念。
張亞平口述 李哲整理
回望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
我今年95歲，孩子們稱我為“90后”!
人老易懷舊，當年，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始終縈繞在心頭。我們那代人，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拴在了一起，我們把青春融入到了救亡圖存的抗戰洪流中、融入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中。
歲月如火如荼，青春無怨無悔，我們經歷了戰火紛飛的艱苦，獲得了回味無窮的自豪。
1.全面抗戰爆發，我們上課東跑西顛
我出生于晉南農村一個耕讀傳家的家庭。父親一面打工，一面上學，在北京讀完了大學。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在太原鋼鐵公司工作，他寫得一手好字，新中國成立初期，太鋼大門上的“太原鋼鐵公司”六個大字就是出自父親之手。
我7歲時，父親送我到大同上小學。12歲時，他又送我到洪洞縣上高校。15歲時，我考上了太原平民中學。
在平民中學上學期間，除學好正課外，我們還經常參加一些有意義的課外活動。這些活動大都與當時的政治風云密切相關，事實上成了我們學生參加革命的前奏。
學校的音樂老師姓蘇，他教我們唱進步歌曲。閻匪不讓他教這種歌，他不聽，堅持教。有一次，蘇老師把我們帶到海子邊的一個亭子里唱，聽的人很多，唱完了好多人都拍手鼓掌。我們越唱越有勁，好像唱出了自己的心聲。
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全面抗戰爆發，日本人打進了山西，太原吃緊。我們的學校就轉移到徐溝縣城隍廟。學校里又增加了一些從東北流浪過來的學生，他們面黃肌瘦、愁容滿面，同學們感同身受，自覺地照顧和安慰這些東北學生。
在徐溝城隍廟待了一段，形勢更危急了。日本飛機經常從我們頭上飛過，到太原扔炸彈。校領導和老師們堅持給我們上課。不過上課的內容變了，語文、數學講得少了，講抗戰的事情多了。老師給我們講平型關戰役的情況。老師十分激動地說：“同學們，咱們的八路軍在平型關一下就打死一千多個日本兵，繳獲了幾十門炮、幾十輛汽車。把日本鬼子打得鬼哭狼嚎、屁滾尿流，好痛快啊!”我們和東北的同學齊聲喊：“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
在徐溝城隍廟上學，不到3個月，學校再也無法辦下去了。一部分同學隨學校到了陜西，有的回到了各自的老家。我扒上一輛運兵的火車，回到安澤老家。
2.到學校當教師，就是參加抗日
1939年2月，經孫振庭、張承慈介紹，我來到安澤縣抗日第二高級學校工作，這個學校是專門為抗日而成立的，我到學校當教師，就是參加抗日。
1943年1月，我調到洪洞縣抗日三高校當教員，一直當到1947年。這一段的教學工作總體上比較好。因為是抗戰期間，一面教學，一面還在社會上參加抗日宣傳，參加組織的一些社會活動，經歷不少，收獲不少，可以說實現了一次思想和工作能力提高的飛躍。
抗日學校，學生年齡相差很大，有的二三十歲，有的十二三歲。年齡大一點的我還稱她們為大姐。有一個學生叫劉學文，生下孩子后不久，就把孩子奶出去，專門來學校學文化。她還當過黨組織的地下交通員，思想很進步，學習很努力，我讓她當學生的伙食委員，工作很出色，學生們都特喜歡她。有位女生，年齡小已結了婚，愛人在部隊。有一天她突然流了產，手忙腳亂，無人照顧。我就叫幾個大一點的女同學幫助她。我還把她的臟褲子洗了，幫她烘烤，因一時烤不干，怕她受不了，我把自己的棉褲脫下來，讓她穿上，我自己穿了兩條單褲忍著凍照顧她。她激動地說：“李老師，你比俺親娘還親呀!”有位男生，父親去世了，母親工作忙，沒法照顧他。他頭上生瘡，滿頭都是。我就給他洗頭剪發，幫他治病。他不叫我老師，親切地叫我姨姨。
抗戰時期，辦學條件很差，加上天災人禍不斷，師生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在北卦村辦學時，怕敵人來襲擊，我們和學生背上被褥，到離校八九里的破窯洞里住。沒有枕頭，就撿一塊半頭磚枕上睡。上晚自習沒有燈，每個人就用小松樹枝點著照明。有一天夜里，我們住在村里，天不亮，突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不一會兒就聽到槍聲大響，原來是日本鬼子打過來了。我們趕緊領上學生往村外頭跑。那時剛過年不久，天寒地凍，冰天雪地，跑起來又滑又硬，我們死命地跑，敵人狠命地追，邊追邊開槍，只聽到我們的腳下“撲哧、撲哧”地打來的子彈在響。跑到一塊地的地堎上，我就往下跳，一下子崴了腳，疼得要命，這也顧不上了，還得跑。后來跑到了韓略村，鉆進一個老鄉廢棄的窯洞里，總算躲過了敵人的搜捕。
在抗日學校，我與校領導、師生們同甘共苦，思想境界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工作成績也十分突出，學校評我為模范教師。當時，洪洞縣推薦了四名女模范代表，出席太岳區召開的群英大會，我是代表之一。走到半路，傳來敵人掃蕩的消息，大會臨時取消。
1947年，組織上調我到洪洞一高校任校長，直至太原解放，回到省城。
3.敵人到處封鎖，我冒著危險送地稅款
我參加革命工作以前，對黨的認識是十分模糊的。參加工作后，我對共產黨員有了一定的認識，有了要做一個共產黨員的熱切希望。我常到農民家里，和農民朋友一起學習、勞動，組織他們參加識字班，組織婦女給八路軍做軍鞋，動員群眾支援抗戰。在實踐中，我逐步對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深切地感受到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黨、是有深厚群眾基礎的黨、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
1942年的一天，培養我入黨的董旭老師找我談話。問我，給你一根筷子，你能折斷嗎?我說能。他又說，給你一捆筷子，你能折斷嗎?我說不能。他問我為什么?我說太粗了折不斷。他說：“這就是組織起來力量大呀!你要想有力量，就應該加入黨組織，在黨的懷抱里成長壯大。這樣你就能為革命作更大的貢獻。”他的話對我啟發很深、教育很大。后來，他又給我找了一些有關黨的知識的書和材料，我如饑似渴地讀著，漸漸地，心明了，眼亮了，我決心加入黨組織，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生。
1942年放寒假，我回到家，當時我村是洪洞縣抗日縣政府管轄的地區。我堂弟叫李仲桂，19歲，是村里的抗日財糧主任。他要把村里的地稅款送到洪洞縣抗日政府所在地武家莊。武家莊離我村有40多里地，敵人到處封鎖，怎么去送呢?他發了愁，找我想辦法。我說：“我和你一塊去把錢放在一個袋子里，拴在驢身上，我騎上，你后面跟著。敵人檢查，你不用出聲，一切由我來對付。”第二天，我們穿公路、闖哨卡，勝利完成了任務。這件事回想起來都有點后怕，可那時沒想到怕。這件事后來組織上知道了，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表揚。
有一年，洪洞南垣一帶大旱，發生了蝗蟲災害。校長帶領我們全校師生去滅蝗。有一天，我們都起得很早，天剛亮，我們就到地里打蝗蟲。因為蝗蟲翅膀很長很脆，天不亮時，它的翅膀還不硬，飛不起來。一出太陽，翅膀硬了，到處飛，打起來就不容易。我們到地里打了一陣，打死了一些，可是蝗蟲太多了，怎么能打完呢?
大家正在發愁，我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點子，我說：“用拍子打，一次只能打一只。如果用土埋，不是一下就能埋好多嗎?咱們回去拿上鐵鍬和鋤頭，在地上挖溝，挖好一條條溝后，咱們排成隊，拿上掃帚把蝗蟲往溝里趕，趕下去后，再把溝填好，蝗蟲不就都死了嗎?”大家聽了，拍手叫好。說干就干，從第二天起，我們就用這個辦法去滅蝗蟲，果然效果好，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后來，全體師生選我為打蝗英雄，出席了洪洞縣召開的群英會，會上獎了我一條白毛巾。
4.攻克洪洞縣城后我配合部隊查戶口抓敵人
1944年1月，我由學校校長景毓福和老師董旭兩人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后，黨交給我的任務更多了，工作更艱巨了，我也決心在斗爭中磨煉意志、增強黨性。這以后，考驗的時刻無處不在，我也經受住了各種考驗。
1944年寒假期間，太岳行署開辦了教員培訓班。學校讓我和兩位男老師去參加學習。從洪洞起身時，天上就飄著雪花，一路上，越下越大，雪下得有一尺多厚，走起路來實在無法邁步。我的腿深深埋在大雪里，每走一步都相當困難。等到了行署駐地時，整個褲子都凍成了冰。一碰熱又都化成了水，棉褲濕漉漉的。接待的同志讓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剛躺下，就困得睡著了。醒來時，看見接待的兩個女同志，我們也不認識，我們把濕淋淋的棉褲脫下來，她們幫著在火上烤。第二天，穿上烤干的棉褲，真不知道該怎么感謝她們。在行署住了兩天，不能開學，又碰上敵人的大掃蕩，我們得立刻往回返，又在雪里爬行。那時的困難真大呀，但只要想著我是共產黨員，就什么也不怕。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我們要爬著前行，共產黨員意志堅，越是困難越向前! 1945年，組織上調我到太岳區地委黨校學習。當時，正值黨的七大剛開完會。聶真書記給我們傳達七大會議精神。我聽得很興奮。八月份，聽到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全體學員高興得不得了，到處都是歡呼聲。學習結束后，地委組織幾個工作組到洪洞縣搞反奸清算運動。我參加了一個組，住在尹壁村。我們深入到每家每戶，宣傳發動群眾，搞反奸清算運動。
1946年，人民解放軍攻克了洪洞縣城，在濃濃的戰火硝煙中，我隨部隊入城，領導派我配合部隊深入到各家各戶查戶口，抓隱藏的敵人，在街道里宣傳黨的政策，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領導和群眾的一致好評。1947年，我調到洪洞一高校任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完成了各項教學任務，在履行入黨誓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道路上繼續前行。
新中國成立后，組織派我到山西省總工會、太原市委組織部、太航儀表廠等單位工作。1966年，我調到太原市公用局任副局長。1982年，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開始了歡樂的老年生活。2015年，在紀念抗戰勝利的大喜日子里，黨和政府給我頒發紀念獎章，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幸福。
一名共產黨員，思想永不退休、永不褪色。如今我老了，視力還好，每天堅持讀書讀報，堅持學習，我經常教育子孫們，要聽黨的話，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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