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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提升經濟發展的文化內涵

2009-07-15 09:35:00 來源：臨汾新聞網

一、自覺提升經濟發展的文化內涵是一項戰略任務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使我國進入了大國行列，對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發揮著也必將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當前全球性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中，更加顯示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巨大穩定作用。當然，我們對別人的過分“恭維”一定要始終保持冷靜和清醒。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我們更能理解國際競爭的激烈和相互關聯性。現階段，國際競爭并不是單一的經濟問題，不僅僅是資金、技術、管理的競爭，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各項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綜合國力的競爭。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相輔相成，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從長期持續發展的角度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經濟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重要，越來越多的國家把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發展戰略。可以說，文化發展是未來發展的制高點，誰能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誰就將取得未來發展的戰略主動權。歸根結底，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精神支撐，對于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積淀的中華民族來說更是如此。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增強國家親和力和影響力，是全面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之舉。”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轉變觀念，引進資金、技術和借鑒管理方面的國際經驗，有效地推進經濟發展，做大、做強，提高質量方面成效巨大。但這只是第一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引進是拿過來為我所用，是工具性、手段性的運用，還有關鍵的第二步，就是消化、吸收、改造成我們自己的東西，并運用自如地參與國際競爭，這就是走出去。第二步的任務更艱巨，消化、吸收、改造的過程既有技術性因素要改進，也有制度性因素要完善，其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要體現我們民族自身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時代特征——中國自己的文化精神，包括歷史傳統文化的積淀，在此基礎上創新發展。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體現民族、地域文化的因素，這是國際大趨勢，已為實踐所證明。我們應該明確的是，堅定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覺性，主動把中華民族的文化觀念融入經濟發展之中，提升我們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內涵。

當然，提高經濟發展的文化內涵，不是簡單、生硬地在物質產品上貼“標簽”，而是在經濟活動中自覺把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點的精神理念推向世界。如“和諧”精神、“人本”思想（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環境意識）等都是歷經幾千年而不衰的中華文化的要素，這些精神理念融入經濟活動，就使物質財富的生產和交換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積累中國式的企業文化，打造民族特色的品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具備民族文化特征，才有特色，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考察歐美（包括日本）等國的經濟活動和其企業經營，我們會發現，他們各具特色，但都是以其民族文化、地域特點為支撐的。

二、發揮文化的力量，從產品制造的大國走向思想生產的大國

人們常說，一流的企業制訂標準，二流的企業提供服務，三流的企業制造產品。這是經濟發展中不同的企業所處的分工鏈條的位置，體現了高端、中端和低端的檔次，綜合起來就是整體經濟的質量和內在素質。制訂各類標準是為經濟發展提供方向和檢測器，表面上是各種技術數據的綜合，實質上是經濟思想、思維方式的體現，是文化層面的思維理念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在這個意義上說，制訂標準就是為經濟發展提供具體化的指導思想。無可爭議，我們是各類產品的制造大國，從鋼鐵、煤炭、水泥到服裝、鞋帽、日用品，以至電腦、家電用品等，都有產量世界第一的美譽，但導向性的標準大多出自他人之手，也就是說我們還處于低端的產品制造階段。提升經濟發展的文化內涵，就是要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念，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思想，用于思考、理解、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理性探索，制訂出我們自己的標準，實現從產品制造大國到思想生產大國的轉變。

就文化自身而言，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可以給出很多定義。但從社會發展的意義上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通常是其生存狀態、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價值取向的綜合反映，是精神層面的升華和系統化。如果說經濟發展是積累物質財富，那么文化發展則是提高精神修養。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體系，是意識形態。文化的多元存在和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一樣，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多彩多姿。必須看到，不同的文化其核心價值觀的取向是不同的（當然也有人類文明共性的成分），存在差異性是客觀事實。因此，我們必須依托自己的文化思維能力進行獨立思考，如果第一步我們是學習、借鑒別人的市場理論和工業化技術，那么第二步消化、吸收就一定要以我為主，運用民族文化的深厚積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來統籌探索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體現我們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

這樣說不是空話或套話，就當前中國在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包括經濟領域）所遇到的各種攻擊和非難來看，除了敵對勢力處心積慮的打壓破壞之外，確有一些人對中國的發展抱有深深的誤解或歧見，除了直接的經濟利益沖突，也確實存在著價值觀念即文化認知的沖突。有文章說，大國的麻煩考驗中國，一個大國絕不可能指望在掌聲中前進，只能在挑剔聲中走自己的路。當然，這是我們應有的堅強。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更贊同這樣的觀點：世界曾等待中國融入世界，今天的中國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認識中國。這是大國應有的風度和氣派，也是充滿文化自信的表現。

上述情況表明，就經濟而言，我們堅持“拓展對外開放，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今天，國際環境或者說西方媒體輿論正在掀起一波嘈雜之音，其中有經濟上一城一地之得失，更深層的是文化層面的碰撞（善意說是誤解）。對此，我們不能僅僅就經濟談經濟，必須以我們悠久文明的文化積淀為基礎，發揮自身的文化優勢，以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化解是是非非，讓世界認識中國，塑造現代化國家的良好形象，為經濟發展營造友善的環境，為國家的和平發展開拓道路。經濟的發展要有效運用市場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文化的力量在于贏得看不見的心（人心），看不見的手與看不見的心兩者看似遙遠不相及，實則內在相通，其表現形態就是文化。這是提高經濟發展文化內涵的另一層思考。

三、從文化的層面解讀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當前，全球性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已成為各國必須緊急應對的最大課題，眾多專家學者都在努力進行研究、探討以至反思。有的認為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是其導火源頭，被視為“蝴蝶效應”的典型事例。還有的學者指出“金融衍生品”的復雜性、監管缺失、貨幣體系的動蕩……凡此種種，都是從經濟、金融的專業角度“技術性”研究，毫無疑問這是十分必須的。但我們也不妨試從文化的層面做些解讀。

人們常舉這樣一個例子：一個美國老太貸款買房一棟，到了晚年還完貸款，成為房產所有者。一個中國老太積攢儲蓄幾十年，到了晚年成功購房一棟，成為房產所有者。利弊得失暫且不論，單從文化的角度說，其一，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體現為兩種消費心理，本質上是價值取向的差異。美國的社會文化生態，眾所周知，就是過度消費，先得為快，寅吃卯糧，這是產生金融泡沫的土壤。所以“造”出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誰也說不清的“打包”債券，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和金融霸主的操控權把危機賣到全世界，別人買單，自己享用。這是走鋼絲的繁榮，一旦有個“蝴蝶效應”，自然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道”就是遵守社會公德的規范，不能巧取豪奪。自己不愿意把錢借給別人揮霍，也不會騙別人的錢自己高消費（有意犯罪者除外）。所以才會出現兩個不同的老太太，就個人來說兩者都無可厚非，因文化背景不同，現實中都有其合理性（當然，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車貸”、“房貸”者）。但就國家經濟總體看，是美國的文化理念、價值取向導致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巧取豪奪”，最大限度利用其在經濟、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強勢地位，獲取最多資源，舉債過富裕生活，一旦“戲法”失手，讓全世界分擔損失。

造成全球經濟“嚴冬”的美國大型金融企業，不管是“房地美”，還是“房利美”，或雷曼兄弟公司，都是私有性質的企業，也就是民營的，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從企業文化的角度看，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原理”釋放出的“撒旦”，企業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器，具體化就是不顧一切地獲取貨幣，追求“貨幣”成為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連西方學者自己都承認，單純地認為只有“貨幣經濟”才是經濟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最大陷阱。在這種企業文化（或稱理念）的指導下，企業只認“錢”，別的都是裝飾和掩護。這種文化土壤培育出的金融企業，千方百計要讓有限資本生出無限利潤——創造出“衍生工具”的花名冊，編個故事就賣錢，出個主意就贏利。于是就有了“無抵押貸款”一化裝就成了金邊債券，再一打包就能上市變股票，無中生有地“創造”貨幣，靠“忽悠”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眾多企業形成龐大的國際金融體系，店大欺客，非它莫屬，規則由它制定，戲法由它命名，花真錢買假票，入場觀看，完全是資本主義企業文化觀念制造出的系統性詐騙。民眾只能霧里看花，根本無法了解真相。

西方主流媒體也不得不承認：歷史將記錄，全球經濟經歷了突然停頓，作為市場經濟運轉基礎的誠信名譽掃地，各種經濟指標和金融關系都顯示出心臟猝死的特征，暴露出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只有轉變觀念，拋棄舊思維才能挽救全球經濟。

面對這場危機，除了必須解決機制、系統性問題外，更需要從觀念、思維方式即社會文化層面進行反思。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學習別人的有用經驗，更要結合自身的實際，堅持自己的特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都是如此，絕不能盲目照搬，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

四、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為整體經濟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化與經濟相互融合、相互支撐已成為世界性潮流，“融合經濟”的提法表明了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展趨勢。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據全國22個省市區的初步調查：2004—2007年，全國各地文化產業的增長速度均高于地區GDP的增長速度，北京、上海等地年均增長在15%以上，中部湖南、山西、安徽等省年均增長都在20%以上。2007年，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達6000億元左右，占GDP比重達2.8%。在經濟發達地區，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支柱性產業。以北京為例，2007年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達992.6億元，占GDP比重達到10.6%，已經超過批發零售業、房地產業，成為僅次于金融業的重要支柱產業。東部發達地區的文化產業已經形成集群式發展的新格局，組建了涵蓋多種行業的廣播影視、演藝、出版發行、動漫等文化產業集團，構建了較為完善的文化產業生態鏈，呈現出以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為核心的園區化、集團化發展模式，衍生、輻射作用不斷增強，有效帶動了相關產業和整體經濟增長。（注：資料來源——2009全國文化產業發展調研報告，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大力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加強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經濟發展文化內涵的必然途徑。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困境的時刻，更有著特殊的重要作用。

其一，金融危機表明，必須處理好虛擬化的“貨幣經濟”與物化實體經濟的關系，兩者各行其是就會埋下禍根。“控制貨幣就能控制一切”的理論需要反思，從亞洲金融危機到這次金融風暴，禍端都源自少數所謂“國際金融家”的無德運作。風險的積累有個過程，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企業、市場、社會不分地域地形成了高度相關的復雜經濟系統，絕不能聽任處于塔尖的少數“金融家”來擺布。在“加強監管”和“自由放任”之間還應建立怎樣的有效制約是值得深思的。除了專業性極強的監管機制（硬約束很難全覆蓋）外，是否應該考慮從文化道德層面著手建設針對性的企業文化規范，不是自律性的，而應是置于社會公眾監督之下的法規條款，定期評審，用公眾輿論的壓力制約企業的違反社會公德的黑箱運作。這可能被有些人認為可笑或沒有專業水準，但有一個簡單的道理，任何企業都不敢失去民心，再大的銀行如果客戶同時擠兌也會垮臺。或者可表述為：讓企業的“信譽資本”、“聲望資本”形成可評判的“企業文化資本”（指數化）。這種設想可能天真，但確實要從文化的層面把企業這種無情感的“經濟動物”人格化（文化精神），因為它們重大過失造成的災難性后果無一例外都是由社會公眾承受的，人們有權利約束它們。

其二，人類的需求是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物質上過度消費造成無止境的大量生產（企業追求盈利），無限量地消耗地球的有限資源和環境承受力，這已成為世界性難題。有限資源和無限消費的矛盾必須尋求平衡，除了技術層面的進步，減少消耗外，更應注重提升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經濟活動，增加文化生產在經濟總量中的位置，這方面前景廣闊，潛力巨大。正如人們常說的，文化產業最環保，消耗資源也最少。它的資源是人們的生活和傳統認知的積累，它的產品消費又反過來提升人的素質，塑造人的精神面貌，是深入人心的消費，其生產——消費——再生產是最可持續的循環，因此說，文化產業是前途最光明的朝陽產業。據報道，在達沃斯年會論壇上，有關從GDP（國民生產總值）到GNH（國民幸福指數）的討論很受關注，這也說明經濟發展已進入以人為本的時代，精神文化的生產和發展是必然的趨勢。

五、讓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成為中華文化的載體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是國民經濟中最有活力的單元和支點。當前，拓展對外開放，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重要標志，就是中國企業跨出國門，走向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經風雨，見世面，在市場競爭中開疆拓土，贏取勝利。自覺提高經濟發展的文化內涵，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把我國企業建設成為中華文化的載體，走向世界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播者。文化企業自不待言，其立足的根本是運用市場經濟原則生產和提供以民族文化為主體的產品和服務。大量的其他經濟類企業同樣應該在拓展主業的過程中，體現中華文化的特色，成為客觀上的中國文化的使者。

從經濟實踐的角度說，任何一個企業，無論是從事貿易、開采資源，專事制造某一產品或提供專業服務，它在企業經營管理、產品研發、銷售各個環節都與其各具特點的企業文化相關，企業文化是其發展的精神綱領，其背后是以民族文化的深厚積淀為基礎的。美國的企業崇尚個人，日本的企業終身雇傭，德國的企業嚴苛精細，無一不體現其民族文化的特色。就此而言，中國企業在運行、管理、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體現中華文化要素是一種客觀存在，并不是額外的負擔或強加的任務。中國的企業就應該具有中國的特點、中國的風范，這就是中國企業的文化風格。任何企業都是由人來運作的，中國企業的主導者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成長，形成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自然在企業運營中展示中國的文化風格。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企業是中華文化的載體。

從企業的社會責任角度看，企業是贏利的經濟組織，但賺取利潤不是其唯一的目的，作為社會的一員，它同時必須回饋社會，兼顧社會的整體利益，這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維護其存在發展的前提。如果一個企業產品銷路很好，利潤很高，但生產過程嚴重污染環境，這是社會所不允許的；或者企業產品受追捧（比如賭博性游戲機或管制性傷人武器等），但危及社會穩定或公共安全，則法律必須禁止。凡此種種，都說明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有前提的。有人說，企業只要不違法，可以不講道德去追求利潤。此說亦不可茍同，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法律是最低的社會道德標準，道德規范應是社會共同遵循的最高“法律”標準（差別是對違規者不以強力制裁）。因此，企業的理性追求應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尋求合理的平衡點）。履行社會責任，不是西方企業的專利，況且，金融風暴的例證說明，西方企業并沒有履行什么社會責任，反而表現出欺詐本性，唯利是圖，誠信缺失，把社會責任當裝飾。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業，應該是這方面的模范，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體現者：“和為貴”、“以禮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人者，人敬之”、“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等，這些民族文化理念經久不衰，成為中華民族存在與發展的精神基礎，更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源泉。中國的企業固然要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成果，但不能丟掉民族文化的根基，這是未來發展的立身之本，展現中國特色的重要標志。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的企業，特別是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既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更應該是傳播、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這是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增強國家親和力，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環節。（趙維綏/文化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