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路軍總部在馬牧村發布的布告(資料圖片)

1938年初,朱總司令等人在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右起:鄧小平、蕭克、彭雪楓、朱德、彭德懷、左權) (資料圖片)


位于洪洞縣萬安鎮韓家莊村中的朱德路居地 洪洞白石溫家大院——八路軍115師343旅旅部和總部隨營學校駐扎舊址 八路軍總部駐馬牧村舊址
每一幀畫面,都是鐵證如山的記憶;
每一聲吶喊,都是永不磨滅的見證。
十四載抗戰歲月,一段鐫刻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宏大敘事,一部銘記華夏子孫血脈覺醒絕地反擊的悲壯史詩。
九州同悲,山河泣血。當“九一八事變”的魔爪直插東三省的土地,當宛平城的槍聲膨脹侵略者的野心,泱泱大國,進入生靈涂炭國破家亡的至暗時刻,中華民族,被逼到懸崖邊上,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新上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里,老金那句“南京城被你們搞成這個鬼樣子”,令我們記住了1937年南京失守后,普通民眾的屈辱境遇和悲憤無助。
全民抗戰,熱血激蕩。在國難當前的關鍵時刻,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成千上萬中華兒女拋頭顱灑熱血,不畏強暴前赴后繼奮起反抗血戰到底。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最廣泛、最深刻的人民革命戰爭,也是中國人民百余年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第一次取得偉大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更是中華民族由衰敗到勝利和重新崛起的歷史轉折點。
在這場決定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全民抗戰中,臨汾是引人注目的戰略要地,也是敵我雙方爭奪博弈的主要戰場,經歷了最悲壯、最殘酷、最激烈的戰斗洗禮。臨汾作為華北敵后抗戰的政治、軍事指揮、文化、經濟和干部中心,晉冀豫、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揮了抗日主戰場的重要作用,八路軍和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威武不屈,筑起抵抗日軍侵略的銅墻鐵壁。英雄的臨汾人民前仆后繼,浴血御敵,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書寫了光輝篇章,為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付出巨大犧牲,作出突出貢獻。
(一)
全面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和黨中央高瞻遠矚,提出“經營山西”的戰略構想,指出“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把山西擺到關系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全局的重要地位。一個關系中國革命全局的發展走向和未來,關系中國共產黨領導全民抗戰、奪取勝利的偉大戰略布局在山西展開。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第115師、120師、129師3個師。從8月底到10月初,八路軍總部及3個師主力由陜西韓城芝川鎮東渡黃河,先后從侯馬乘火車北上,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沿途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慰問。這是八路軍第一次大規模運送部隊的鐵路大運輸,影響巨大,自此拉開了晉西南、晉西北、太行太岳、晉察冀根據地抗戰的序幕。山西成為中國共產黨指揮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神經中樞”,支撐著中國敵后抗戰的戰略全局,并成為保衛陜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的堅固屏障和前衛陣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華北抗戰形勢發生重大改變——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
11月初,就在太原淪陷前夕,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隨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人員由省城南遷臨汾。在臨汾八路軍總兵站暫住幾天后,11月14日,北方局與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一同遷到汾河以西的劉村。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來到劉村后,總結了北方局前一時期的經驗教訓,制定了“華北今后對日寇的主要斗爭形式,應由‘七七事變’前的非武裝斗爭迅速轉變為大規模的人民武裝斗爭”的基本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提出了“廣泛組織領導和發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盡快發展和壯大人民武裝力量,把八路軍擴大到數十萬人槍的集團軍,獨立自主地堅持華北抗戰”的中心任務。1938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離劉村,轉戰呂梁山一帶。
1937年11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就八路軍的兵力部署即創建根據地事宜,連續給前方的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拍發5份電報,強調指出:在華北正規戰爭業已結束,游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的形勢下,日軍不久即將轉移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在華北的國民黨各軍大潰,閻錫山亦無主。八路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雜,減租減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揚獨立自主精神。
1937年11月5日晚,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隨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最后一批人員撤離太原,11日到達臨汾。11月16日,臨汾黨、政、軍3000余人,在女子師范操場舉行聯歡大會。周恩來在聯歡會上發表了題為《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的重要演講。會后,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將演講稿翻印并向各地散發了數萬份,掀起了廣大青年參軍熱潮,到處涌現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感人場面。僅用了半個月時間,中共山西省委就超額完成了擴軍任務。
(二)
1937年11月11日,八路軍總部在和順縣石拐鎮召開領導干部會議,會議圍繞“如何正確指導新階段的抗日戰爭”這個緊迫問題討論研究太原失守后的形勢,明確了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晉西北、晉西南、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戰略部署。石拐會議后,八路軍總部由朱德、彭德懷率領向第二戰區、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臨汾一帶南移靠攏。
1937年11月20日,朱德、任弼時、左權繼續率總部西行,到達安澤縣(今古縣)白素村。21日抵洪洞縣蘇堡鎮蘇堡村。次日,朱德應駐尹壁村的國民黨師長馬幼良邀請,前去赴宴。宴席上,朱德向國民黨官兵講述抗日救國的道理,號召大家團結抗日。
宴請后,朱德率部由蘇堡出發,途經洪洞縣城,于11月22日到達萬安鎮韓家莊。總部機關駐扎在一個又高又深的四合院里,朱德住在楊維新、楊維干家。村民張青富母親曾應邀到朱德住處參加團結抗日的座談會。
11月24日,八路軍總部在韓家莊收到返延安途中彭德懷的來電:“目前中心工作是努力擴大與發展游擊隊,我本日到西安,25日往延安。”
11月25日,朱德率八路軍總部人員轉移到韓家莊村東5公里的高公村。高公村位于洪洞縣汾河西岸丘陵區的東低段區域,地勢西高東低,村西盡頭有一高高聳立的堡子,位居其上,四周一覽無余。從村子構建來看,儼然一座難以攻克的堡壘。
八路軍總部之所以駐扎在高公村,是出于多方面考慮。從軍事上講這里居高臨下,可觀全局,攻防兼備;從政治上講,距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臨汾劉村只有50華里;從民情上講,該地群眾基礎好,東征時就有許多民眾參加了紅軍。
11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朱德、任弼時、左權,提出要立即在八路軍占領區域加強新組織的游擊隊的黨的工作、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動員群眾做好準備,對付日軍的進攻。
在高公村南門附近有戶農民叫李三喜,他家院落構造與眾不同,與其他家戶連片的地面上挖了一個圪窩小院子,四面都是窯洞,東窯的一孔作大門,非常隱蔽。12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正是在李家窯洞召開。朱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人參加會議,專門討論了華北抗戰形勢,部署敵后游擊戰爭事宜。
期間,由作家周立波作陪同翻譯,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卡爾遜輾轉到達高公村。卡爾遜是一位有良知、有遠見的美國軍官。1927年他第一次來華,就對中國人民產生了同情心,并學習中文。1937年7月,作為海軍情報官員和羅斯福總統密使,他又一次來到中國。
抵達上海后,卡爾遜目睹淞滬抗戰以及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潰敗,不由得為中國軍隊難以抵抗日本侵略者而憂慮。當他聽說英勇的八路軍堅持在敵后抗戰,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領袖的傳奇故事后非常神往,決定親自到抗日敵后戰場看看。
來到高公村后,恰逢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召開,卡爾遜見到了朱德、左權、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賀龍等八路軍著名將領,并進行認真交談。朱德介紹了八路軍進行抗戰的情況,回答了“怎樣在敵占區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提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主張,重申了拯救中國的希望就是華北的八路軍和游擊隊。
卡爾遜采訪后在日記中寫道:“直覺告訴我,我找到了一位熱情豁達的朋友,一位真正的領袖。”卡爾遜后來在南洋學習八路軍的辦法訓練了一支部隊,在南洋一帶同日作戰,取得了成功。
(三)
駐高公村期間,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曾先后在萬安、高公、漫底等村演出抗戰內容的文藝節目。
由于村子太小,一下子駐扎這樣龐大的機關,給百姓生活帶來了困難。朱德決定派偵查人員另行選址。12月30日,八路軍總部移駐離此5公里的洪洞縣馬牧村。
這時,日軍正在華北各地組織兵力,對活動于晉察冀邊區、晉西北、晉東南等嚴重威脅其后方和交通線安全的八路軍進行大規模圍攻。朱德、彭德懷一直關注著抗戰前線的戰況,并指揮各部展開反圍攻。
在晉察冀,聶榮臻率部采取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式,以4個支隊7500余人成功粉碎日軍兩萬余名主力的“八路圍攻”,殲敵2000余人。在壓縮日軍占領區的同時,鞏固、發展和壯大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在晉西北,第120師以管涔山脈為支點,組織部隊南下呂梁山區及晉中平原西部,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扼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至此,第120師從出征東渡時的8200余人擴大到25000余人。
在晉東南,第129師徹底粉碎了日軍5000余人的六路圍攻,為開創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彭德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從延安參加完中央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后,分別回到在馬牧的八路軍總部和在劉村的北方局機關。
1938年元旦,朱德、彭德懷和總部的其他領導同志到杜戍村檢閱駐防于此的115師686團。晚上,在白石村舉行了大型軍民文藝晚會,主要由丁玲同志帶來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包括賀綠汀新創作的《游擊隊歌》。
1月6日—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擴大會議在馬牧八路軍總部召開。會議由朱德主持,聽取了劉少奇、彭德懷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精神,并研究討論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繼續實行戰略展開,動員民眾,擴大部隊,鞏固已有陣地,建立根據地等問題。這次會議是在山西前線召開的人數最全的一次會議,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9個委員都到會,北方局的劉少奇、楊尚昆、彭真、朱瑞也參加了會議,左權、鄧小平等八路軍總部領導也到會。
與會者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提出質疑,主張還是應執行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原則。劉少奇提出,中央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沒有否定洛川會議上確定的獨立自主原則,這個原則應繼續執行,同時要加快創建根據地的步伐。會后,由劉華清同志負責護送鄧小平政委到遼縣第129師上任,同時護送彭真轉道晉察冀。
1938年1月28日,八路軍總部在臨汾劉村鎮北臥口村的火戲廟舉行隆重的炮兵團成立大會。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等到會祝賀。
炮兵團兵員來自鐵路工人、農民和部分青年學生,還有從汾陽游擊隊調撥來的4個建制連隊,以總部炮兵連為基礎,組成炮1、3營和1個觀測連、1個特務連,全團共有12門山炮,一架德式炮隊鏡和一些破舊的炮兵器材。中共中央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鼓勵大家要勤學探究,不斷提高文化科學知識,刻苦訓練努力提升炮兵作戰水平。
(四)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朱德作為黨的重要領導人和八路軍總指揮,以其“肚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的人格魅力,始終不渝地堅持和維護山西團結抗戰局面。
朱德還積極開展對友軍將領的統戰工作。其中與衛立煌的友好相處、并肩戰斗堪稱典范,最富成效。衛立煌作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和前敵總指揮,多次表示要同八路軍親密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堅持華北抗戰。他曾說:“朱玉階對我很好,真心愿意我們抗日有成績,氣量大、誠懇,是個忠厚長者。”
洛陽會議是蔣介石部署抗日的一次會議。會議決定:一是準備在津蒲路南段同日軍進行會戰,二是要求山西部署反攻太原。
洛陽會議后,日軍繼續向晉南進犯,第二戰區作戰壓力很大,作戰環境日趨艱苦。衛立煌雖口頭同意八路軍持久戰和游擊戰的主張,但也沒有留在山西堅持華北抗戰的決心。周恩來和朱德了解情況后,都對衛立煌進行了說服工作,進一步堅定了他誓死不退黃河,堅持華北抗戰的決心。
2月17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臨汾土門鎮召開本戰區高級將領參加的重要軍事會議,會商下一步作戰計劃。八路軍首長朱德、彭德懷參加了這次會議。
根據洛陽會議的決定,閻錫山重點部署反攻太原的作戰計劃,決定將第二戰區部隊重新劃分為西路軍、南路軍和東路軍。其中分布最廣的東路軍由朱德任總指揮,指揮八路軍115師、129師,并國民黨第三軍、47軍、94師、169師、17師,以及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一、三縱隊,向平漢、正太鐵路進擊,截斷敵之后方。
然而,此時山西的局勢異常嚴峻,日軍來勢兇猛,采取分進合擊、包抄迂回戰術,兵分多路向晉南大舉進攻,臨汾處于被圍困的危險之中。閻錫山反攻太原的計劃只作為口號喊了幾聲,便無力組織實施,沒多久宣告流產。
此時此刻,是跟隨第二戰區長官部西撤,還是向東進入太行山區進行游擊戰爭就成為擺在八路軍面前的重大抉擇。在與毛澤東溝通后,堅持東移戰略的朱德、彭德懷最終選擇東進,投身到敵后抗戰的偉大洪流之中。
1938年2月19日—20日,八路軍總部由朱德、左權和彭德懷分兩路先后離開馬牧,分別經安澤、浮山向太行山挺進。3月1日,兩路部隊在浮山匯合后繼續往太行山轉移。
值得一提的是,東移至古縣、安澤一帶時,朱德率部與西犯日軍苫米地旅團(3000余兵力)打了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經典阻擊戰。當時朱德身邊僅有200余名警衛和通訊人員,不及日軍十分之一。朱德在臨屯公路沿線靈活機動地阻擊,遲滯和牽制日軍一個旅團達四晝夜之久,為駐臨汾黨政機關和廣大群眾安全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在古縣戰斗生活了不到10天時間,朱德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指揮了臨屯公路阻擊戰,宣傳黨的全面抗戰路線,關心地方工作,關心廣大人民群眾,艱苦樸素,謙虛和藹,贏得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尊敬愛戴。大家都說:“有這樣的總司令,有這樣的八路軍,一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
(五)
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八路軍總部先后在臨汾所屬的安澤、洪洞、趙城、古縣、浮山等縣駐扎長達百余天,指導華北抗戰。臨汾成為這一時期山西和華北的抗戰中心。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中共山西省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山西犧盟會總部遷至臨汾(今堯都區劉村、洪洞縣馬牧村),全國各地的愛國人士和熱血青年也紛紛蜂擁而至云集臨汾,開啟了山西救亡運動的新局面。當時,基本形成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等在陜北延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在山西臨汾指導華北抗戰工作的領導格局和指揮體系,這是臨汾革命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策劃統籌:陜文喜 姜秀麗 田青松
合辦單位:中共臨汾市委黨史研究室
文圖:王小庚 黃藝貞

責任編輯:暢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