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東晉高僧法顯，平陽武陽人，也就是今天的臨汾市人。作為與鳩摩羅什、玄奘等齊名的佛學大師、翻譯家、旅行家，他對中國及世界的貢獻，已遠遠超越了宗教本身，其根據自己西行親歷所著的被譽為亞洲之光的《佛國記》，開創了中國人走出國門，與世界融合交流的先河，是一帶一路最古老的文獻。
2019年，本報編委黃俊英被評為山西省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優秀人才，并承擔了省委宣傳部下達的《法顯與一帶一路對當代山西經濟文化發展影響》大型系列采風活動。兩年來，盡管受疫情影響，采風活動多次受阻，但在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下，報社精心策劃、全力以赴，抽調精兵強將組成強有力的采風小組，沿當年東晉高僧法顯所走過的路線，也就是今天的一帶一路，進行了實地現場采訪。并以媒體人的獨有視角，還原當年大師的感受和經歷，解讀今天與大師結緣的這些城市的歷史變遷。本報從即日起，將刊發“山西省‘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絲路傳奇采風活動”系列報道，與此同時，本報融媒體矩陣、新聞網、微信微博等公眾號將同步推送絲路傳奇大型采風活動系列短視頻，歡迎廣大讀者收聽收看，踴躍跟評。
65歲以后，我們還能干什么?
誕生于平陽大地上的東晉高僧法顯，給了我們最好的詮釋和答案。
法顯是誰?社會上知道其人的寥寥無幾。
但提起《西游記》，可謂家喻戶曉。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一段真實的旅行經歷，經過偉大的文學家吳承恩的妙筆生花，我們記住的只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四師徒伏妖降魔的故事和西行路上的風光無限，精彩絕倫。然而，神話畢竟只是神話，在當時的條件下，要走出國門，到達陌生的國度，其間經歷的艱難險阻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讓我們在記住孫悟空、豬八戒等虛構人物的同時，也記住唐代的玄奘大師，他不畏艱險立志西行到達印度求取真經的經歷令人敬仰。
其實人們不知道的是，早在玄奘之前200年，就有一位高僧以65歲高齡，用雙腳丈量世界，并到達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諸國取回了經書戒律。更難得可貴的是，這位高僧把自己西行路上的所見所聞詳實地記錄下來，成為后來西行探索發現的行動指南。
他就是法顯，這部偉大的著作就是《佛國記》。他的西行路線就是今天的一帶一路。
關于法顯，歷史上留存的個人信息很少，打開《辭海》查閱“法顯”詞條，僅寥寥數語：法顯，東晉旅行家，高僧，本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臨汾縣境)人。為求佛法，于公元399年西行取經，從長安出發，經西域，前后十五年游歷天竺、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耶婆提國(今印尼爪哇)。然后經南海、東海回國，于公元412年到青州牢山(今青島嶗山)登陸。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并由海上回國留下記載的第一人。所著《佛國記》(又稱《法顯傳》)是研究南亞各國古代史的重要資料。
原來，在臨汾燦若星河的杰出人物中，竟然還隱藏著這樣一位對中國、對世界都作出極大貢獻的古代先賢，他的經歷充滿傳奇與精彩。于是，我們打開塵封的歷史記憶，開始感受法顯。
臨汾老漢 中國脊梁
法顯一生的高光時刻，始于65歲之后。
公元399年，已在國內宗教界享有一席之地的法顯，卻時常為經卷殘缺不全、法度模糊而苦惱，為此，他決定親自到佛法發源地印度去看一看，原版的經書戒律究竟是什么?
于是，在65歲高齡時，法顯開始書寫自己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開啟一生追求的新征程。
于是，在65歲高齡時，法顯舍棄京城長安的一世繁華，布衣草履，經河西走廊，跨蔥嶺、翻越帕米爾高原，跋涉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到達佛教發源地印度，歷時13載，在國外苦學梵文，終于取回真經，成為中國走出國門游學的第一人。
他帶回的經書戒律，至今仍為國內各大寺院和佛學院沿用。
其所著《佛國記》被譽為“亞洲之光”。
劍橋世界名人百科全書稱，《佛國記》為中國最古老的游記文獻。
而一部《西游記》捧紅的大唐高僧玄奘沿著他開辟的西行之路取經歸來，也高度評價200年前自己的前輩：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蹤，清風絕后?大丈夫會當繼之。法顯、智嚴猶能孤游天竺，而我安能坐致耶?
著名學者、思想家梁啟超認為：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
書法家、佛學家趙樸初認為：西行中，最有成績的是法顯。法顯不朽的“游記”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令人忽視他最初求律的動機和這方面的成就。
英國學者、《佛國記》英譯者薩繆—比爾：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即公元5世紀和7世紀，中國兩位旅行家所做的關于印度佛學歷史和地理的詳細記錄，是目前印度及其鄰國現有梵文和巴利文著作所不能比擬的，這實在令我們震驚!
日本漢學家足立喜六：《法顯傳》至其年代與事實之正確及記述之簡潔明快亦遠出于《大唐西域記》之上。西域探險家及印度佛跡調查者，尤為重視《法顯傳》，大有必攜之指南針之概。
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在具有長達幾千年歷史的中國，這是首次完成了足以留存史冊的大長征。無論是玄奘還是義凈，對于其他許多求法僧來說，《佛國記》已成他們去天竺的路標。
印度歷史學家阿里：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偉大的作家、思想家魯迅先生更是對法顯贊譽有加：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飾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作為法顯故鄉的后人，我們為有這樣一位先賢而驕傲。
而平陽武陽究竟是哪里，學術界也有兩種說法，一說為臨汾西南，一說為山西襄垣。
2019年夏，我們分別對兩地進行實地探訪。
法顯故里今何在?
尋找法顯故里，根據《佛國記》記載，依據只有兩點，一、俗姓龔，二、周邊有較大寺廟，能種水稻。
歷史總是給后人留有無限遐想的空間。一句平陽武陽，讓多少專家學者絞盡腦汁，臨汾古稱平陽，但無武陽地名;襄垣有村曰武陽，歷史上又不歸平陽郡。
出臨汾西行，就是著名的山西母親河——汾河。汾河兩岸現有堯都、襄汾、曲沃、侯馬等縣(市、區)，歷史遺跡更是數不勝數。如堯都區金殿鎮，曾是五胡十六國中第一個胡人政權及匈奴人劉淵的都城所在地;襄汾縣的襄陵鎮因晉襄公陵墓而得名;曲沃有晉國遺址，侯馬出土了“侯馬盟書”，哪一個拿出來都令人咂舌。于是這一代關于法顯就留下了許多傳說，自古就有金襄陵、銀太平之美譽，而尤以金殿鎮和襄陵鎮最接近史實。因為在《新唐書》卷二十九，地理三，載……有府三十三，第三十二個軍府就叫武陽;
《襄陵縣志》，民國版360頁載……府館在縣治西南興義坊街東。今廢(即所為武陽軍府)，當地人稱武衙門，也叫將軍衙門;
至于寺廟，《襄陵縣志》民國版382頁記載，圣壽寺，在縣治西通訊坊街。北宋時期為紀念法顯而建。并在法顯故里豎起六根兩米多高的石獅柱，寓意，60多歲出國求法，到達斯里蘭卡獅子國的豐功偉績。
時至今日，每年的臘月初八，襄陵仍有澆雪山民間文化活動，據說就是為了紀念法顯而流傳至今，目前已成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1985年2月，國內法顯學泰斗、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章巽出版《法顯傳校注》認定，“晉及十六國時平陽郡所屬惟有平陽縣而無武陽縣，當時平陽郡亦未聞有武陽之地名，武陽或為平陽之誤，故《歷代三寶記》等稱之為平陽沙門。當時平陽郡治所就在平陽縣，縣城故址在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法顯的出生地可能即在此。”
1985年11月，《中國佛教史》出版。編著者為中國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楊曾文，其文也認為，法顯“或即生于平陽郡治所在地。”
而佛教寶典《趙城金藏》中更是明確記載，法顯，平陽沙彌。
堯都區金殿鎮小榆東村村委會潘主任告訴我們，他從小就聽老輩人講，村里有條法顯路，村口的廟里出土過一塊碑，上面就明確記載有法顯字樣，只是當年沒有保護下來。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市佛教協會會長釋常修和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原局長楊文的佐證。他們說，多年前，我市曾舉辦過兩屆全國性的法顯研討會，說明全國專家是認可這里是法顯故里的。
還有侯馬說、曲沃說、聞喜說，證明這里曾經留有法顯的痕跡。
也有一說，晉獻公太子申生封恭侯，其后人為避禍改姓龔，法顯有可能為太子申生的后人。
而《高僧法顯傳》中“剎稻”故事，給我們提供的又一證據，就是法顯故里能種水稻，這一點，汾河兩岸都能做到。金殿大米自古就是朝廷貢米，在當地享有盛譽。
至于襄垣認定為法顯故里是根據日本知名學者足立喜六的考證而來，且當地政府以法顯為紐帶，推動文旅產業發展走得更快更遠。他們已連續舉辦兩屆法顯國際論壇，排演了大型秧歌劇《法顯》，縣城建有法顯大道，宣傳法顯幾近家喻戶曉。但通過我們實地走訪，該縣向社會公布的法顯出家地——仙堂山仙堂寺，只是當地民營企業家打造的一個旅游景點，與他們認為的法顯出生地龐家溝位居襄垣縣城兩個方向，相隔20余公里，以史料記載，法顯3歲時因體弱多病而被父母送入寺廟，根本就不可能走那么遠，而距離龔家莊最近的紫巖山上就有一座寶峰寺，法顯出家也不應該舍近求遠，更何況，襄垣自古也不產水稻。
先賢不寂寞
其實。臨汾也好，襄垣也罷，法顯故里在哪里并不重要。我們只要知道，他是山西的，也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今天的我們，從這位先賢身上能夠吸取到什么?就足夠了。
現在，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民間百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目光聚焦到這位平凡而又偉大的老人身上。
法顯以一介布衣，65歲高齡開創了中國人走出國門的先例;
法顯在克服艱難險阻，到達異國他鄉后，立即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繪畫，可謂活到老學到老的典范;
法顯在國外盛名之下，本可安享榮華，但仍不忘初心，攜經歸國;
這位先賢并不知曉，他的身后，會有這么多的追隨和敬仰——
80歲的襄汾縣襄陵鎮退休女教師劉翠菊，在丈夫倒在宣傳弘揚法顯精神的路上之后，常常自費支持法顯研究會的活動，并成為澆雪山這一非遺文化的傳承人;
中國前駐巴基斯坦文化參贊袁維學，經年潛心研究法顯，寫出小說《靈鷲山》;得到歷史學家章巽、文學家姚雪垠的肯定與稱贊;
青島的張梁先生出于對法顯的崇敬與熱愛，多次自費徒步全國考察，有時甚至被視為流浪者而遣返;
臨汾市宏泰建筑集團總經理賈雪梅，聽說了劉翠菊的故事后，主動承擔起市法顯研究會的大部分開銷。她說，文化不是我的專業領域，但法顯的這種精神，值得大力弘揚和推廣。
斯里蘭卡龍華書院院長郝惟民先生，更是致力于中斯兩國法顯文化的交往，并從中起到了橋梁和紐帶作用。
臨汾市法顯文化研究會成立以來，僅用1年的時間，投資建設了“法顯文化館”，促成了斯里蘭卡和我市對接友好城市，在國內多次舉辦法顯論壇及相關活動，并于2019年和斯里蘭卡龍華書院共同舉辦了“法顯文化國際論壇”系列活動。
更令人欣喜的是，法顯在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和國家中的廣泛影響，已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響應。它能成為臨汾走向世界的又一張名片嗎?
請看下期：世界那么大，我們去看看。
記者 黃俊英 李羿玫
責任編輯：暢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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